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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知青上海》湮没之际 在百度搜索本主题 [ 搜 ] [ 打印 ] [ 推荐 ] [收藏帖子] [ 收藏到新浪VIVI] [ 订阅 ]

山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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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科室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各路新人鱼贯而来,居然还有某军 区领导的子弟,军队的手真长啊!不久,中央总书记到广西考察发现那里缺乏师资,中小学教育落后,曾是红军中的红小鬼并极具热血型的总书记回到北京就发出号召,中央各部委机关的大专院校立马组织公务员和基层干部中近年分配来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开赴广西。顿时间北京各单位热闹起来,我们单位是部属的重点单位,大专院校毕业生很多。一日,领导通知我准备到广西支教两年。我刚上班一年,手头上新业务开展正在关键时期,别的新人都不如我熟练,怎么就让我去呢?再者说了,我已经过上山下乡了,轮也该轮到那批60后新大学生(没下过乡的)去下面接受再教育吧? 我决定抗命! 据理力争!


当时我们单位出国培训的特别多,其间已出现风言风语,总是那些年轻的新女大学毕业生被派出国。当我拒绝支教后,各级领导轮番找我谈话,最后得知是院长点名要我去。当时全院派系斗争已见分晓,院长派横扫其他各派,除了“学院派”,还有“科院派”和“老干部派”,统统都被压制,各级领导都换上院长派,我们主任也让位了。对于抗命不从的我最终做出处理,解除职务发配到“人才交流中心”。什么是“人才交流中心”?就是从各科室被清洗下来的非院长派的人员到那里等待重新发配。我到那里一看,那位接收我的人事干部也在那里,哇噻!人家也是部级干部子弟,司局级的院长够牛,估计人家院长是通天派,又是部长候选人,把那些老干部也不放在眼里。“人才交流中心”还有高知子女,其中还有周恩来医疗组成员的后人。新院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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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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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们科室的新主任找到我,他从美国杜克大学学回来那门新专业,是他培训的我。他说只不过下去两年,两年后科室还是很需要我的。长话短说,我拒绝后,他很诅丧的说如果我不去,科室就不能再要我了。我知道他只是执行院长命令,他还是很想留我的。作为和院长从另一个单位一起调来的“院长派”,这位老知识分子还算不错了,毕竟我和他没日没夜的苦干了一年,常常加班到半夜。前年我回院见到80多岁的他还在上班,他很愧疚的对我说起当年。


长话总无法说短!有件事很有趣不得不提,“人才交流中心”有位老三届知青老大姐也被逼着去广西,人家大伯可是中国医界权威名人,总理的保健医。他父亲也是名医,她给我看了她和父亲在西花厅和邓颖超的合影。问题是院领导可能不很了解她的背景,我们院名人之后太多,部级干部子女也很多,注意不过来吧?她属“科院派”,估计凭科院关系来的,她是工农兵学员。因为院,处领导隔三差五就到“人才交流中心”逼人才下放,我反正是豁出去了,大不了我再另找工作。但是这位老大姐脸皮薄,她说抗不住了还得下去。我一听就笑了,我对她说你们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是乒乓球脑袋一道沟,你有那张照片怕什么? 我说此事交给我,把照片给我就行。次日,院,处领导门又来“查房”,人才们都躲了,办公室只我一人站岗。领队的副院长本来就对我下去有苦难言,他与我关系一直很好,他主管业务最需要能干活的,但我理解他也没办法。那天副院长问起老大姐在哪里,我说去中南海看望邓妈妈了,然后我就指着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给那些院,处领导看。第二天老大姐回来对我说她要回科室继续她的研究题目了,我们俩相对大笑。她妹妹去美国留学了,她说她妹妹的朋友在美国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高唱“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帝野心狼”。


野心狼”什么样? 我想去看看!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5: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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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康 (10) 偶是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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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写的东西都很有看头!

康康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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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以下是引用康康在2017-10-12 13:49:00的发言:
山风写的东西都很有看头![quote]

感谢康康鼓励,我很忙,如果不是《知青上海》关闭我也不会写这么多。感慨之余拉杂写来,想哪写哪!主旨还是由上山下乡引发的世纪性思考,到底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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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组织讲师团与文革中动员上山下乡还是一个套路,都是领导拍板,自上而下宣传,组织,策动,恩威并施,如不从命处罚伺候。讲师团走了不到两年,中央领导层地震换届,那些下去的回来后发现原来的位子被新人占了,找谁说理去? 总书记下岗了。当时我在干什么? 新中国历史上象我这样下岗拿全工资不上班的可能不多? 我去学托福了。其实,如果我不做特立独行的试验,而是象很多人那样利用前辈的关系和权力去谋取个人较好的出路也不是没有条件。改开之初,新的中央领导层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央理论界聚集了一批老干部和学者协助新的中央领导拨乱反正,家父也得到解 放并加入其中。我们院领导应该受到新的中央领导层的培养,他的夫人本身就是中央领导,极受总书记器重。如果我当时找到院长去套近乎,应该不会受到非难。当时家里得知我和院长对着干,就提出要把我调到科学院系统去,我拒绝了,我的“社会科学试验”还没完成。另外,中国这点事看烦了!我想出国留学。


“平地一声响雷”,我们院长出大事了。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6: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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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后的腐败从何时开始?就是从80年代初!


突然有一天人们说院长住院了,后来全院小道新闻满天飞,可以想象如当时有微信会怎样!题目一定是爆炸性秘闻快看即删! 其实比起现在来说院长也没犯大错,也就是和一打以上自愿者有了婚外情。听说自愿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出国深造和受到重用应该不在话下,当然不会去广西支教。事情的败露不是出自自愿者而是自愿者的配偶,人家早察觉并且大白天在自己家里堵住了院长,据说还逼出字据。人家也有背景,据说是中央某领导的服务人员。


几天之后,科室新主任急匆匆的来找我,说让我回去上班!院长这个障碍没有了? 估计还有新来的军队子女不顺手?后来得知他们把电源插错了,机器烧坏了。我当时就回绝了,我每天早上去报个到,然后去北京图书馆查国外大学的资料,我忙的很!主任的大道理就来了,什么组织纪律,党的需要,不用说看官都能倒背如流,多少年来这些老套都把耳朵听出茧子来了。我也不隐瞒,我告诉主任说我要出国留学。主任看着我说,第一没人送你出国留学,本院只送人出国短期进修。第二就算你有办法联系到留学,院里也不会批准自己联系的出国,需要审查! 听到这里我有点发楞,后来才知道还真有很多规定,在很多条款限制下的人不准出国。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5: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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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麻烦是“人才中心”不要我了,一夜之间我又不是“人才”了。当时给国外各大学的入学申请已经寄出,30多年前的往事,记得还是回科室了,但已是三心二意没好好上班。但有一件事我很较真儿,那就是院以上的部委要求我们科室开会帮助院长,提提意见。但是帮助会上院长是缺席的,这唱的是哪一出?估计是上面部委或中央来摸底看看基层反映。 会上“学院派”,“科院派”发言激烈,“院长派”诅丧无语。我的发言可能有点分量,总之会后院党委书记把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研究员找到院办去谈话,劝说我不要咬住院长不放,要让院长有改正的机会。不知道是哪一个级别的高层在保院长,也不知道院党委怎么注意到我这个30出头的闲置人员。只记得我的国外入学通知书来了,院里不批!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7: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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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30年后档案可以解密,本来不该议论领导人的家庭隐私,但是对于历史来说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对于我们讨论上山下乡《返城之后》也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那个支边讲师团,纯属上山下乡模子里扣出来的。院长后来离婚,他也于前几年病逝。据说事发当时邓妈妈发话了,“此人不得重用”。我相信不会是那位知青老大姐告的状。邓妈妈一锤定音?也没有,不重用可能意味着不能当部长,但平调去别的司局单位当领导还可以吧?各级领导干部犯事不都是平调走了吗? 后来院长调到某出版社当社长,那书多人少,不易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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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出国留学不仅仅是院里不放我,那个年代不象现在这样开放,当时我按组织部划分属内控人员不能出国,因此我本人还要去组织部通过审查,其过程不累述,总之耍了点小聪明说服了盖章的人,没有通过任何关系。问题还是在院里,就是不批我出国,不开证明就无法去公安局办护照,入学期限将近,急啊!


终于急中生智!院里行政院务处处长的父亲是中国谁都知道的民主人士,开国副总理(民主党派)。我的外祖父北伐中曾和这位民主人士在一起从广州打到武汉,是老朋友。抗战中家父从上海到武汉加入周恩来任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中共在国统区领导的唯一部队-抗宣队。当时这位开国副总理在那里协助周恩来,与家父很熟。解  放后我哥和这位处长的妹妹是小学同班同学, 而我也算这位处长的同事。这就有了四重关系!一天,我直接去院办找这位处长开门见山的套近乎拉关系,她听完就乐了,她知道我们家这个老关系,但不知道我原来是我!她才知道我原来是和院长对立的那个小家伙。第二天,她告诉我院里批准我出国了,笑眯眯的对我说“满意了吧”?


我的试验彻底失败!但我出国留学成功了!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而我的实验结论是“没关系去死吧”!

多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共产党宣言》结尾语: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2 1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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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以下是引用顽石在2017-10-12 12:07:00的发言:
认真看了一遍,干货不少,颇有教益。谢谢山风兄!辛苦了![quote]

石兄这些插队知青都有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传奇,在社会最底层熬过了那么多年无望的年月还能如此潇洒,你们才是大写的英雄。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3 12: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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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马克思原始版正宗的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做出了一点修正, 那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的自由解 放奋斗, 为大多数人民大众服务。问题出现了, 老马所说的可是为一切人争自由? 其根本诉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大多数人民和每个人之间有区别吗? 


对于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概念在知青网已经讨论多几轮了, 正统观点强调工农联盟为主体,工人阶级为领导,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领导的领导这个公式。在这个公式里如何定义少数人呢? 如果少数人不包括在人民的范畴中,那他们是谁? 除了工农还有谁? 知识分子(含青年学生)算人民吗? 他们一不做工二不种田,是否让他们去做工和务农才能变为人民?在他们没有与工农相结合之前就不该奢谈自由解 放? 这种思维逻辑是否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来源?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最值得反思,共产党为大多数人民争自由解 放,那自然不包括阶级敌人吧?  阶级敌人就没有个人发展的自由选择了吗? 那谁是阶级敌人?南霸天?黄世仁?国民党四大家族?还是林彪?四人帮?还有那些反党反人民的人? 反党的定义是什么? 反人民的定义呢? 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否包括阶级敌人?


举例来说,我哥在文革中成为反党*分子,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并受到残酷的体罚。在得到许世友的处理意见后,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出大学,失去了学习的自由,也失去了选择就业的自由,甚至失去了到兵团的自由和到前线用为国捐躯来证明自己的自由。同理,还有出身不好的,不听各级党的领导的话的,特立独行的,是否都不算合格的人民之一员?例如总理说出身不好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个人道路是可以选择的。那可以自由选择去上大学发展自己吗?难道只有到新疆兵团才是可以选择的道路吗?总理说处处青山埋忠骨,张三就想把孝骨埋在上海父母身边,是否张三有这个自由?


再追问下去,似乎除了那些不属于人民的少数人之外,还有一些少数人应该被特别注意,那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他们的亲属这个群体。是否这个先锋队群体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应该比在他们之下的人民大众更多?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3 12: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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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面所说的依然没有说到点子上,并不是所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都比人民大众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的选择,结合我们上山下乡的历史,按老人家所说的有百万人走后门。他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猜他是根据几千万党员中有百万实权干部来概括的,即有权的都走后门。所谓对上山下乡“四个不满意”中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人民对干部走后门不满意,侼论出现了!如果干部们都不走后门,都把子女送下乡,大家就都满意了?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发展自己的权力就实现平等了?反之,如果引起“四个不满意”的上山下乡是违背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那么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厌恶和反对走后门到底是对是错?换言之,走后门是对是错? 老人家不是说了吗? 他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

认真学习最高指示之后,大多数人民大众是否也有送下乡知青子女上大学的理由? 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当了几年农民不能上大学? 关键问题出在哪里? 是否还是有没有走后门的权力?


慢慢梳理就清楚了,亿万人民大众痛恨干部走后门实际上痛恨错了,因为凡有子女上山下乡的家长实际上都对上山下乡不满意,他们都想让子女离开农村和有上大学与回城求职的平等机会,但是他们不敢否定上山下乡,也没有背叛的能力(没权走后门)。因此迁怒于利用权力走后门优先让子女背叛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干部。换言之,如果走后门是对上山下乡这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那么文革中从领袖到草民实际上都从行动上或思想上背叛了上山下乡,区别在于是否有权力有能力尽早的背叛。李庆霖给领袖写信控诉干部走后门破坏上山下乡,实际上的潜台词是他没有参加破坏的平等权力。老人家听懂了,他知道有几百万人在走后门破坏上山下乡,其实他在68-12-21发动上山下乡时就知道“四个不满意”,因此他说要说服干部和其他人,还劝不欢迎知青的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知青去。我估计他知道上山下乡是“破罐破摔”,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包括学校,不仅如此,学生都变马蜂了!很有必要的是扫地出门。有人说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战略部署,上山下乡只是旗号,因为刘少奇司令部被打烂了,尽快的结束文革让社会生活和生产恢复正常秩序才是当务之急。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3 14: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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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越说越乱了,痛恨干部走后门的亿万人民大众一旦自己当上干部就不走后门了吗? 我在军中就看到工人造反派头头被三结合进入省委领导班子后立马把亲友子女送去当兵。况且,老人家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这句话真的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是吗?看来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不是走后门,而是权力是否被制度监管。也就是现在不再提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人与制度的关系就象运动员与比赛规则的关系。前两年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知青网有人提出把先锋队关进笼子,结果《求是》反表文章批评这种说法。是的,先锋队是领导阶级的领导,只有把不属于人民的“少数人”关进笼子不许乱说乱动的道理,没有把领导关进笼子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有道理吗?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一刀切的上山下乡,大家能公平的高考,合理的分配工作,走后门应该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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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说越乱了?难道半刀切,半片红,半锅端的上山下乡就公平了? 公平的高考不等于公平的录取,合理的分配无法制定合理的标准。说到底,马克思说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为什么不能由取得政权的先锋队交给所有人? 就算交给大多数人也行。但是那段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才有自由发展的权力,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被自己才有自由发展权力的少数人来安排,这段历史没有被很好的探讨和梳理,其中就包括上山下乡。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3 2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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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前国务院安置办的顾老著文说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发展的比较稳妥,采取三自愿的政策,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采取的是政治运动的方法,比较“莽撞”。那么可以把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文革,是否上山下乡可以稳妥的发展到今天? 据研究者的报告,在1964年到1965年间由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王震等主管和设计的上山下乡 (含兵团)的蓝图大概是在18年间上山下乡3500万。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一共上山下乡1700万,平均每年170万,按此计算18年上山下乡应该是170 X 18年 =  3060万。 按此计算下来,就算文革中那样“莽撞”动员的上山下乡也还是达不到周,邓等人设计的18年上山下乡的计划。


近些年来主流媒体经常举出文革前周,邓设计和主持的上山下乡来佐证文革上山下乡的合理性,如此说来我们似乎应该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之间找出共同点和同源性才能论证主流媒体的一片苦心。再说了,上山下乡不是曾经被说成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吗?现在不是有了“知青中央”了吗?老一代革命家对上山下乡的期望达到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曾被赋予的使命是通过上山下乡消灭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迈进,有研究者说《五七指示》就是文革的蓝图和目的,只不过很多意想不到的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把文革扭曲了,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搞偏了。尽管如此,无悔派依然认为文革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反之,有悔派也绝不相让,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错误的。近50年来,无悔与有悔之争在知青一代当事人之间都得不到共识,而且可以说这场世纪之争还未有穷期,本人斗胆在这里多几句嘴,首先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说服自己。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4 13: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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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分析之前,首先有一点困惑不吐不快。多少年来,在党的高层路线斗争中落败的领导人常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 党反 革命分子,还有一种定义是极左路线或极右路线。很久以来我个人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感冒!曾经在知青网发表过一篇文章《英雄与叛徒》,结果不久就被删除,但是有好事者转到新浪去了。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政党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党员叛党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例如张三今年加入共和党或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过几年张三离开共和党又加入民主党去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有人指责张三是叛徒那反而不正常了。


前面讲了,有人说文革上山下乡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错误的。文革结束,“四人帮”被定义为极左路线,是反党的。但是张春桥反对和对抗上山下乡,按有悔派的标准,张就不是极左的了。同理,周恩来在文革中支持和主持上山下乡,那周就算文革的极左派了?显然,上述区分标准让人头晕。


有人会说,你到底是哪派的? 毛派?邓派? 文革派?改革派?爱国者?西化者?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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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上山下乡说复杂也其复杂,说简单也极其简单,首先似乎应该“纲举目张”,那就是先要正本清源把决定上山下乡的资格和模式搞清楚。我个人认为,历史上所有高层路线斗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叛徒特务。文革中我们没有偷偷想过吗? 刘少奇如果真是内奸特务,他几十年是怎么隐藏下来的?他又何必那样吃苦耐劳的隐藏?他看准时机把戴笠的人引进延安把毛泽东或整个中共高层连锅端了不是很省事吗?再说了,如果毛泽东几十年都看不出刘少奇的真面目,那他老人家还伟大吗? 还有林彪怎么解释?有人说他早就身在毛营心在蒋,问题是他既然要投蒋为何还要去消灭老蒋上百万军队? 直接把毛泽东绑了去投蒋不是更省事?再说“四人帮”,除了叛徒就是特务,那王洪文算啥? 要我说所有被定性为反 党反 革命的中共高层都仅仅是党内反对派而已,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政党文化不容许反对派不与中央最终决策者保持一致,这也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内核!


因此在我看来不论什么事搞砸了就往“敌,特,叛”那里一推很不负责任,长期以来的党史都是这个套路也获得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亿万人民的相信,但是自林彪事件以后人们的怀疑增加了。尽管人们有怀疑,还是很难想明白或说明白,有人甚至走到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毛泽东和中共,这也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反对派,认为只有西方的一套才能救中国。当一些人发现西方还是不靠谱后再一个跟头跳回来重新捍卫毛泽东反西方的勇气,然后再重新肯定老人家所做过的一切,包括上山下乡。特别是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大家再树立第二尊神周恩来,也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与极左的“四人帮”相对立? 所有以上这些现象都说明长久以来造成了宣扬毛泽东思想出现了极端,那就是只有毛泽东代替人民思想,所有个人都不能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这是东方文化的传统,中共的革命恰恰没有在这方面革命。


上山下乡就是以上文化模式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毛)和伟人(周)的合作决策,他们各自的动机好不好?当然很好!要消灭三大差别,要搞共产主义,这些都是老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包括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他们,但是在怎样到达共产主义的实践上中共高层所有派系长久以来都属于任性的拿人民的命运在做试验,例如大跃进中的大食堂。这也象解数学题,公式总没用对,瞎折腾!搞上山下乡就是搞大食堂这种决策模式的继续和发扬光大,因此决策者的理想越伟大(毛),个人操守越廉正(周),事情就会办的越糟。过去事情搞糟了往党内高层的“敌特叛”那里一推了事,但是唯独上山下乡推不掉了,成为了毛,周的专利,而且还扯上了老邓和王震老将军,与四人帮无关了吧? 张春桥就反对上山下乡,而且林彪一党还攻击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无悔派挺纯情的!反之,有悔派中的完全西化派也没搞清楚西药不一定能包治东方的百病,他们似乎也是一厢情愿了。但是无悔派和有悔派互相攻击对方是文革余孽或汉奸就还是高层路线斗争模式在民间的翻版,有意思吗?好玩吗?就不能对所有事所有人一分为二?在一分为二这个哲学观点上我是毛派,在上山下乡决策模式上我反毛。对周恩来,在很多方面我敬仰他老人家,但是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我不赞赏他的革命理想(如城乡人员交流换位,即李先念说的公公背媳妇费力不讨好)和在文革中他的所谓“党性”,人民需要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所有的革命如果和人民的这个最低个人权力背道而驰都不是真正和彻底的革命。艰苦卓绝和流血牺牲的革命(如长征)不等于一定换来理想的人民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被翻译的乱七八糟)。你要革命可以,不要强迫人民都成为你的战士。你要折腾可以,不要折腾人民。更不应随意剥夺那些随意被定为“敌特叛”的“少数非人民”的人们的生存权!


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5 0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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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上面我所引用的习近平的讲话是他在2012年十八大上的发言,再多引述一些:


习近平指出,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对比我们当知青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


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周恩来: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侯隽在北京住家,是个“书香门第”,有条件在城市上学,但决心下乡搞农业。苏州市能动员人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


邓小平: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


对比之后,再看今年7月26日的习近平的讲话: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看出新一代中央与老一代中央在理论风格上的变化了吗?毛,周,邓用的是动员号召说服,要以。。。。。。等等与人民为主从关系的词句,但是习近平用的是与人民为从主关系的词句。即人民想要什么,你赶紧去照办不怠。


可能有人会质疑虽然对比过去来看现在话语方式变了,但是在实践中能否落实承诺是另一回事。不过我个人认为能说出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奋斗已经是个进步,过去的口径是要你听我的号令和安排去为革命事业奋斗。再仔细想想,仅仅这个话语模式的改变就花费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蹉跎青春岁月,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就算没有毛,周,邓,换了别的共产党人主政也还会按着他说什么你照办的套路走。可能有人会矫情说如果老蒋当年消灭了共产党一切都会不同,可惜历史老人导演的中国历史剧的结果是老蒋没有受到人民拥护而败走孤岛,当然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不必顾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5 14: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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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脚步有着自己的节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同的文化造成的区别,例如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政治,哲学,宗教,民俗,社会价值观等等。举一个例子,就是《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之前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超级大国(GDP)第一的位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四大发明的领先优势,早在古代就有了活跃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清明上河图就是明证),特别是还有世界最早的世界性远洋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为什么中国没有最先出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李约瑟之谜》在中外学界争论很多年也没有共识性的结论。但是有个细节可能是条线索,那就是哥伦布的远航是他个人苦口婆心游说欧洲几国的王室 最终勉强得到西班牙皇家的赞助才得以实现,而且事先还要和西班牙王室签合同,一旦发现海外得宝物双方分成。个人和皇家做生意,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不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能做什么。这种文化模式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甚至到老邓一直流传千年。我叫你修伟大的长城你就得去修,孟姜女再哭也没有用,长城到现在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写进国歌。尽管当时就可能在朝野有很多人看的出修长城纯属扯谈,敌人从一段城墙突破就可长驱直入,从成吉思汗到多尔衮,长城就是摆设。文革上山下乡曾被说成N年大计,叫你去你能不去吗?还有文革后的中央讲师团,都是指令性的国家政治,个人没有不服从的权力,除非你有特权走后门,就象秦朝皇室子弟不用修长城一样。


文革结束后,现在似乎不会出现国家叫百姓做什么百姓就必须做什么的国家运动了,例如再搞上山下乡。但是国家不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能做什么的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的,不过这种文化已在民间受到潜移默化的逆反,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着急没用!就象我们这一代所付出的青春一样,有悔无悔都挡不住历史的脚步,除非你在文革中有胆象一些红卫兵躲避上山下乡那样逃港!表情图标EM5表情图标EM11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6 19: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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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对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似乎从其结果往回看去追根溯源的比较多,例如从大回城到李庆霖再到68-12-21毛泽东发出动员和66年开始的红卫兵造成的学校瘫痪和社会混乱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与苏联险些发生全面战争)。从上山下乡理论上刨根问底一般会找出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的实践等等。因此野歌曾总结出五条: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后来大家注意到教育革命在文革上山下乡方面的作用,因此野歌又加了一条变为六条: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6)教育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对于教育革命在文革发动和文革发展演变以及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中的作用,在朝野的上山下乡研究中似乎关注的不够,我们还是从下面这张时间表来看看被忽略的文革上山下乡大潮出现的重要线索:

点击下图可放大观看。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6 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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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看上图,可以发现从66年4月到66年7月发生了一连串与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有关的事件。实际上66年4月全国高教招生会议就内定了废除高考,5月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画出了教育革命的蓝图,其主要轮廓是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似乎是让我们在学校教育之外能到工厂,农村,部队去轮转学习锻炼。请注意此时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因为五一六通知(史学界认为的文革起点)还没发布。6月中共中央正式在人民日报宣布废除高考,停课半年搞教改。7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提出在废除高考后采用新的办法(推荐与选拔)录取大学新生,录取工作在67年1月完成。注意这是国务院发出的通知,没见报。8月中共中央通过16条,第10条论教育革命与五七指示相同,即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同在8月红卫兵横空出世,从此教育革命一波三折最终彻底夭折。第一折是复课闹革命,第二折是军训,第三折是四个面向,最终以上三折被上山下乡大潮(斗批走扫地出门)席卷而去。什么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什么67年1月完成新生录取工作,什么教育改革教育革命统统转换为不学无术都变职业农民或农工(兵团)。


纵览上图,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66年7月人民大学7名学生写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一封信,即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人民大学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标题是:“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  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无条件的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大学应招收优秀的工农兵,不一定非要高中毕业。这封信石破天惊!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7 0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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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人大7名学生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们听完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您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这些革命小将们说出了我们几年来憋在心里想说的话,说出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心愿,它长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多少年来,您每次对教育工作的指示都讲到了我们的心眼里,可那些“权威”老爷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条条框框对抗这些指示。他们上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不听取群众的呼声,他们阴险的目的就是妄想让我们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今天,我们要正告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你们的黄粱美梦永远也不会实现!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听!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执行!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在革命的炮火中诞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前进的革命青年。有人说我们整天充满了火药味。对!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按照您的指示,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向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猛烈开火!


我们认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罪状累累,必须缩短!


其罪状如下:


 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


 二、扩大三大差别,为资产阶级传子续孙。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唯恐青年们在校时间太短,唯恐读的本本太少,唯恐受资产阶级影响不深,唯恐他们成不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三、现行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从八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二十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十七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五、现在在校的学生是: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大米白面,读古洋“名著”,灌的名利思想,想的个人成名成家,走的白专道路。长此下去,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弟怎么会不忘本呢?


六、拚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七、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教师在那里进行无聊的考证,填鸭式的灌注,学生则整天、整月、整年埋在故纸堆里,其后果是弄得青年们晕头转向,体弱多病。


八、国家急需人材,学生迟迟不能走出校门。由于学制太长,学校的周转率极低,既不能尽快满足国家的需要;又不能使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复员军人入学。


九、浪费师资,浪费人力。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半,那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


十、由于长期脱离实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学生在学校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改也不好改,结果国家花费那么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学生远不如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生产斗争或实际工作锻炼过的基层干部;更不如那些只读过几天书,甚至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革命老前辈;更不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陈永贵、王铁人、李素文等先进人物。可见,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学校里培养的,真正的英雄不能在学校里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凡文科大学读过两年以上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


二、文科大学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三、今后文科大学学制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家的需要,改为一年、二年、三年,而且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军事和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


四、教学方法应以自学、讨论为主,教师适当辅导,发扬民主教学,走群众路线,坚决废除灌注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五、今后大学应招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锻炼、政治思想进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使那些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能够入学。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人民用大米白面养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怎么能还犹豫等待呢?既然革命的小将们敢于砸烂旧的升学制度,我们就应有勇气冲破旧的学制的束缚,采取提前毕业的革命行动!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教导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多少事,从来急”,应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英雄气概。我们多么渴望您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啊!等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走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去摔打,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改造,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补课,请他们发给“思想毕业证书”。把大学的位置让给那些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的、真正优秀的革命青年,入学深造。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必将把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埋葬!一个共产主义的、完全崭新的教育制度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在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后,再一次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会象革命前辈一样坚决革命,为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冲锋陷阵,为保卫毛泽东思想奋斗终生,使中国永不变色!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大学  

李豫生  张兴孟  蔡金发  程辛联  

吕平  耿胜利  刘平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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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7名签名学生中的第一位李豫生? 谁是排在最后一名的刘平凡?

历史性的谜语出现了,2017年9月24日的一篇回忆录揭开了谜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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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人民大学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标题是:“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  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这封信发表后被习惯性地称呼为“人民大学李豫生等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作为这封信落款中排在第一位的签署人,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这封信的发起人、组织者,亦或撰稿人,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会有外校当年老五届的同学向我打问此事。我怎么会参与签署这封信?怎么会不假思索地签在了第一位?信是怎样送达的?发表后对我个人的人生轨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时隔50余年回顾历史的轨迹,真实反倒显现的更加清晰起来。


这封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语文系三年级同学刘平凡。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运动狂飙已经席卷了北京各个高校,不同观点的人自由组合,用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执笔者,也有赞同签字者,只要认为赞同、支持,经发起人认可,就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起人一般愿意吸引更多的人签署。


我和刘平凡本不熟悉,她的父亲刘志坚当时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副组长。因为不熟,对这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在意。但刘平凡的表哥张兴孟与我同班,都是国际政治系1964级的学生,我的加入更多的应是与兴孟有关。


这封信的第一次酝酿会,就是由张兴孟同学召集,在我系宿舍(六处五排)一间乒乓球室召开的。在此之前某日,我正在校园的一条路上走,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刘平凡。她对我说了一些“干部子弟要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的话,我不免诧异,暗想:“你怎么会认识我?”


第一次酝酿时,来了几个外系同学,都不怎么熟悉,其中一个女同学是财贸系程辛联,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程坦,在“冀鲁豫”工作过,我就揣测也许是由于父辈有闻吧?那次刘平凡手里拿了一篇一张纸的小稿子,内容是当时经常宣传的要搞教育革命的事情,刘平凡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同意就由她去修改后大家签名送上去。


来的同学自然是没什么意见,支持、拥护。后来张兴孟同学还告诉我,我班团支部书记蔡金发和另一个同学曾写信给过某上级部门,要求扩大我们学生的阅读权限,这也算是来自群众的一个教改要求。


没过几天,刘平凡就拿来了正式的稿件,我感到视角权威、口吻决断,并不像是我们学生自己写的,私下以为可能是领导秘书执笔。但彼时彼刻,在大浪潮的裹挟下,几乎每个年轻大学生的心中都涌发着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向党和领袖指引的方向冲锋!支持、支持!签名、签名!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态度,拿起笔就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签名的顺序是: 李豫生  张兴孟  蔡金发  程辛联  吕平  耿胜利  刘平凡。时间:1966年6月22日。我们班的三位:我、兴孟、老蔡排在了前头,刘平凡的名字签在了最后。


待续:


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要成员都是林彪、江青*集团案的被告人。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

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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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注:

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14人:

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以后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住院。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机构膨胀,权力膨胀。代理组长江青已成为实权组长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14人:
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以后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住院。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机构膨胀,权力膨胀。“代理组长”江青已成为“实权组长”。继被打倒,1967年
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穆欣被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顶叛徒之帽,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接着,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尹达,也被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站了。

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也受到了炮轰,王任重离职养病,刘志坚被江青扣上叛徒帽子,二人均被淘汰出局。

1967年初,陶铸了出来,成为中共党内第三号走资派。到此为止,中央文革首长们,还剩下“老四人帮”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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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刘豫生上文:

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不但从小一直接受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教育,而且从高中起更加强化:国际形势是反修防修,警惕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国内形势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断深挖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高中毕业时,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侯隽、邢燕子学习,曾经决定不考大学了,争着要到农村去,只是在老师的劝解下,才同意“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勉强走进了大学校门。


至于所选专业,也是在“先知先觉”同学的影响下,要站在“反修防修”的前哨。据说我们这届“国际政治系共运史专业”学生是要为继续写作“*”储备资料人才,为的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百年论战下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积极参与签署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发自内心,势在必然。


至于因为与刘平凡是间接同学,无意间踏入了一个可以下达上传的渠道,那又是一种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偶然,影响和决定了我在文革之中及之后的人生轨迹。


20天后,曾经签署过的信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天学校就召开了庆祝大会,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坐,并被当做七同学的代表发言、接受采访。事态的轰动效应使自己猝不及防、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应对得当。没有人来询问过程,关心的只是发自群众,上下呼应,推波造势。各种“革命辞藻”已经烂熟于心,只需再次鼓吹一番。


一天下来,问题发生了:刘平凡找到我,叫我立即到她家里去一趟。我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刘平凡的家,刘平凡严肃批评我的自由行动。她正告我,说我无权代表“七个人一封信”,无权随意发表意见。今后有关“七人信”事宜,我要向她汇报、听她指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有所失当。但年轻气盛的我一向有点儿我行我素,当下心有不服,想“签不签字是我个人意志,听不听你指挥也是我个人意志。”就此不以为然地走了。


此后不久,刘平凡就联合其他一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想,如果那次不闹翻,她也许会游说我来参加,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参加,因为彼此观点对立,在对待校长郭影秋的问题上,我保她反。即便那次不反目,以后还是会分道扬镳。


2017年4月,我去福建看望朋友,顺便探访了久不联系的老同学蔡金发,聊起了“七人信”这个几十年不曾直面的话题。作为这封信的签署人之一,在他以后的人生起落中也曾是一个引起质疑的问题。


蔡金发后来在福建省委党校工作,按相关规定,对干部提职使用时,组织会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审查。为此,审查人员曾经走访刘平凡。审查人员向刘平凡询问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七人信’与江青有无关系?”而刘平凡的回答则很明确:“‘七人信’就是主席的杭州会议讲话精神。”


蔡同学的告知对我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使我方才看清自己当年的懵懂幼稚。这封信的组织、撰写、发表都来源于“最高指示”,“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什么革命小将的自发行动,而是最高领袖的思想体现;冲昏头脑的“革命豪情”不过是提线木偶的前台表演罢了。


应该说明的是,一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直是想紧跟伟大领袖步伐的,他们曾通过自己的子女在北京各高校对运动推波助澜,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参与推动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巨澜中,自己很快也变成了绊脚石、革命对象。


刘平凡的父亲刘志坚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军队的代表,作为老帅们意见的代表在军队文革、军事院校文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很快与江青、康生一伙发生了尖锐冲突。


1967年1月3日始,首都“红卫兵”掀起了揪斗陈毅的狂潮。是日晚,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要求中央文革同意召开批陈大会。刘志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出面劝导,未能说服学生。


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时,康生发难,把矛头引向刘志坚。他拍着桌子厉声大喝:“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学生代表立刻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变成了打斗会。


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交出刘志坚。刘志坚到场以后立即陷入重围。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就被造反派关押。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刘志坚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最后在陈伯达的直接揭发下,被定为 “叛徒”,开始了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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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刘平凡所说毛泽东1966年在杭州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

 

实际上,要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大搞文化革命的想法早就在伟大领袖的心中筹谋多年。对知识分子、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感、鄙视、一定要彻底砸烂的决心早就在多次讲话中发表、重申。他不止一次说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曾极端地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最近又读到了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文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四书五经,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 共反人民反 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 就是反 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 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  山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本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伟大领袖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168号上。这期摘要刊登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当时没有印发,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看到、了解和必须执行的,于是伟大领袖的教导化作了革命小将的行动。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7 01: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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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今天重读这封信真是“恍如隔世”。当年“汗牛充栋”的大字报已不见踪影,大字报中那类热昏的语式也已沦为笑柄,然而有如“七个人一封信”一样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却以它的白纸黑字成为抹不去的历史印痕,给我们永远的警醒。印证着从小接受的“政治教育”,树立的学习榜样,像毒药、像致幻剂,足以致人疯狂。

“七人信”的开首提到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相关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信的内容是“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的信是“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通知,宣布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高考制度从此被废,这一废就是十年。


女一中学生控诉信的内容摘要如下:


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考试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德育。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忽视青年的思想革命化,其实质是邓拓一伙黑帮所说的“量材而教之”,“量材而用之”。


    因此,这种升学制度,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难怪邓拓反党黑帮把它奉为至宝,难怪美帝国主义洋洋得意地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身上呢!


    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再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使劲为旧制度拍手叫好,难道我们还能让它存在下去吗?不能,一天也不能!就在今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和工农兵一起将它彻底砸烂!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二、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想:十七、十八岁的青年,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应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应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结予的“思想毕业证书”。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我们绝不同意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工农兵中去,因为那时一个人的世界观基本形成,再改造就困难了;而且有些人有了“知识”,就认为有了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三、假如今年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升学,就请党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挑选。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坚决奔向那里,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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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的信摘要如下:

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


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


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罪恶制度再毒害新中国的青年一天,我们要坚决打倒它。我们建议:


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


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


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


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他们还坚决表示:“  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我们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所有这些激昂都来自一个源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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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开始,高考被砸烂了,高等教育招生停止了。所有教育机构——大、中、小学统统砸烂了、荡平了。随后,按照革命小将的自觉要求,中小学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去,未修满学业的大学生一律到基层工矿农村、部队农场去。


当我们在无数回忆录中看到对知识青年苦难、老五届大学生不公平待遇的控诉时,有没有想到“一个旧世界”正是假我们这一代“革命小将”之手,轰轰烈烈地摧毁的!“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荡涤掉的正是这一代革命小将受教育的机会。


一切并非历史的吊诡,事实是,伟大领袖的“挥手”没有亿万群众的“前进”是不能完成的,一群被煽动起来的疯子在砸烂一切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也连同一切一起被砸烂了!


1966年7月25日、26日,是著名的中央文革去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撤销新市委的数万人大会。26日那天,我也跟着同学在北大看大字报。那天的经历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惊心动魄。


26日下午,大约两三点钟,不知道是听了什么人招呼,我来到了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大教室,里面聚集了大约有三四百人。一会儿一个中高个、身材偏胖的女同学上台讲话了,有人窃窃私语,说这是“邵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邵华发表了鼓动性很强的讲话,大意是“革命形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一伙*分子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夺共产党的权。我们干部子弟要挺身而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注意保护好广播室、档案室等各个要害部门。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搏斗!”


有关这次神秘的动员,我以后从未再听别人提起过。当时的反应是“懵圈”,精神高度紧张,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继续在校园里溜达,等待大事的发生。晚上所有人都涌到了北大的一个大操场,听取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人山人海,后来有人说约两万人。我们挤在后面的山坡上,虽然远但还看得清楚。


近晚上11点钟的时候,人群轰动起来,江青出来了,她从台后面的坐席站起来走到前台,因为下着小雨,由李纳给她撑着伞挡雨。江青讲着讲着,突然提高了嗓门,她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她说:“阶级斗争到处都有,我们家里也有,毛主席家里也有。有人说,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不承认!!”好像还重复了一遍“我不承认!!”


这句话的效果非常强烈,听着的感觉像电影音效中的延时处理一样,炸得人脑子轰轰作响。真出大事了!联想到下午刚听到的邵华的总动员,真是无所适从,莫非毛主席家里的人也打起来了不成?


乱哄哄地散了会、乱哄哄地跟着人流飞奔回校。跑到学校门口,大门早已关闭,毫不犹豫地翻墙而入,一直跑到文化广场。那里,已经挤满了全校各系的学生。台上已经开始了对各系领导的批斗。


一些反应快、跑的快的学生已经紧跟毛主席司令部的指示抢先赶回学校,冲到校系领导家里,把他们控制起来,扭送到文化广场,排着队准备挨个批斗!台前还拉起了大幅标语“踢开工作组  自己闹革命”。


我在混乱中找到了本系同学集中的地方,不知情况将如何发展。不一会儿传来了要各系派代表上台议事的消息,因为“七人信”的缘故,我被推举为国际政治系的代表。上台以后,全校12个系的12名代表在靠近天幕处围成一小圈,紧张地讨论起来。大家一边讨论,一边不约而同地望着台口,那边还在继续上演批斗的惨剧。

1966年6月,人民大学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所谓的走资派一个个被楸到话筒面前,被逼着承认自己的三反罪行。造反派学生扭住他们的胳膊、按下他们的脑袋,说一句要他们学一句,“说!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肯低头的“走资派”算过堂通过,在群众高呼“打倒三反分子×××”口号声中被押下台去。不肯认罪的校系领导则遭了殃,不低头就拳脚相加,有的被踢倒跪在地上,有的额头上撞出血来……


情势十分危急。我心里飞速盘算着解决的办法。抬头看看,心照不宣,我从大家的眼睛里读出了一致——“不能再继续下去,会出人命!必须停止!必须疏散!”我心里拿定了主意,对大家说:“大家下去,到各系整顿好队伍,听我到台前指挥。”代表们同意,下去集合队伍去了。


我走到台前,站到麦风后面大声要求大家安静。我先大赞了一通“革命形势好得很,革命行动好得很”,所谓充分肯定群众的革命热情,总不能同中央文革对着干吧?然后话锋一转说“为了把对走资派的斗争深入下去,我们应该把他们押回各系,进行更深入的揭发、批判、斗争!”


“各系听我指挥,西六系在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系、××系……排好队伍。东六系在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排好队伍,接在西六系的后面……大家绕校内游行一周,然后把走资派带回本系深入批判!”


也许因为那时那刻,在所有的权威都一扫而光的情况下,我这个不几天前刚刚因“七人信”被大家所认识的新面孔竟然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台上乱哄哄地批斗暂告中止。所有的人服从了我的指挥,在绕校游行一周以后,大部散去,那一天总算没有在当场闹出更大的乱子。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在大混乱中自己做得比较好、比较对的一件事。我想这是人性使然、良知使然、父母所给予的正确教育使然。


没过几天,那天同在台上的经济系学生代表余景清找到我,说12系的学生代表要开一个会,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我就跟着去了。成立“筹委会”是根据7月26日晚陈伯达在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的讲话精神,他说:“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陈伯达“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


人大当时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就是为以后选举出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做准备。筹委会的实际主持者是吴老的秘书王宗伯。从名义上,余景清是筹委会主任,王宗伯和我是副主任。筹委会也没有开过什么会,通常是接到王宗伯的通知大家就去碰头。王宗伯根据吴老的指示安排一些事情,余景清给大家做分工,再由大家分头去办。


只记得筹委会历史系的代表是万德琦,我跟他原来就很熟悉。另外还有我们系四年级的同学伍连连,她是筹委会的干事,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筹委会法律系的代表是江春泽,她是筹委会中唯一的反郭派,非常孤立。


由于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保郭派,筹委会的成员除江春泽以外也都是保郭派,但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得打击造反派的大形势下,我们觉得作为学校的临时管理机构,也不应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筹委会采取了“伪装中立”的立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出一视同仁的姿态,在这个原则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组织了人大关于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人大“八一八红卫兵”成立,除原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外,各类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他们各自为政,校“筹委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当天会后,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知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开始明朗。


但是,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许多负责同志仍对之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对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自八一八以后毛又多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根据林彪当天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反复酌定后公开提出的。此后更逐渐明确,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人大筹委会由于明显的保守倾向,当然地成为人民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红旗》杂志社论一出,我们筹委会的几个同学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三十六计走为上”,当即决定和其他红卫兵小将一样,步行串联去!于是我、余景清、伍连连、万德琦还有另一名同学,在10月初的一个清晨,出人大西门,一路向西,向延安进发了。 

2017年6月4日


注:中央文革后来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7-10-17 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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