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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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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浙江知青网)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 [复制链接]

(转自浙江知青网)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 [复制链接]
本帖最后由 如海胸怀 于 2018-5-26 07:28 编辑


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因为篇幅太长,分上下两篇上传,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主席,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下)原创: 曹晓波 杭州曹晓波 4月11日

(穿白大褂的是吴斌主任)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红光闪亮)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为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孙萍和病人,坐着是方晓媛)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主席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杭州“知青”徐国宝)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经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等待刮胡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护士在给女患者剪发)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 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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