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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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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兄弟
      插队五味之四:胡家兄弟
    回忆我的插队生活,就不能不讲到胡家兄弟。石溪村以马姓为主,但胡家兄弟的地位却很高。这主要得力于胡家老大春生,他曾是大队的大队长,我们下去时他是大队革委会付主任,二把手。后来恢复党委时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提为了一把手。此公识字虽不多,但做事有担待,也很有人情味,用知青的话说就是:“做事体上路。”他几乎与所有知青都保持着一种很融洽的关系,这确实不容易。不管他是担任付主任还是担任正书记,知青们始终亲切地称呼他为大队长。起初他与我的关系也一般,同村女知青小王、小朱刚下来时与我接触较多,他还善意地提醒过她们:“你们知道他家的情况吗?……”惟恐她们误入那黑不见底的深渊而不得超生。我与他关系的转折还得感谢当时的一把手何主任对我的那顿莫名其妙的凌辱。我在“无辜遭殃”篇中对此事有详细记叙。就在我被何主任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磐之际,我打落牙齿和血吞,独自倒在床铺上消化这难以消化的痛苦。大队长得知情况后,将心比心地体察到了我的痛苦,在何主任走后他来到我身旁,劝慰我看开一点。恶毒的辱骂没有攻克我坚硬的心,温情的细语却彻底征服了我,充满毒素的泪水终于无声的流了出来。从此,我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激,逐渐与他建立起了师生加兄弟般的情感。

    那时,老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自豪感,即使出身上中农甚至中农家庭的人,也常被人看不起,像我这种人就如马尾绑豆腐——不能提。下去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彻底明白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斤两。村里有一位雇农家庭的女孩,因父亲早亡,她与老母相依为命。其实她母亲实际年龄并不大,估计当时也就五十出头吧,因一口牙齿全掉光了,瘪嘴喏舌地显得很苍老,看上去像个古稀老人。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弱女寡母能赚几个工分?全村几乎数她家最穷。让我叹服的是女孩身上的那股强烈的阶级自豪感和阶级鄙视感。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这位相貌平平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竟然瞧不上我这城里来的能写会算身强力壮的棒小伙。我们下去后不久,她已发育成了个凹凸有致的大姑娘,一次田间休息时,大伙拿我寻开心,说让我去当她家的上门女婿。想不到坐在一旁的她把嘴一撇,做了个很不屑的表情说:“我缺了世!”就这四个字,把我仅存的一丁点自尊心也打了个粉碎。她的自傲不是没有道理,不久,大队成立民兵营,她选为武装民兵,一般人可以当基干民兵,我却只能挂除五类分子本人外,谁都能挂的普通民兵名。心里虽感到憋屈,但也只能认命。大队长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给了我难得的个人信任,后来他的信件全交由我念给他听并代为回信。从公社拿来的有案底知青的档案,尽管标有“绝密”字样,他也是让我读给他听。其它小队的知青朋友到我这里来玩,只要他知道,就会过来叫我们到他家去吃饭。知青来找他谈事,他通常会留他们吃饭,还会让儿子叫我过去作陪。他的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做法,让我和全体知青都感激不尽。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当我们离开农村后,始终与他保持着往来,就是回到上海后也没敢忘记他。九十年代初大队知青第一次聚会,尽管那时大家工资都很低,仍凑了五百元钱寄给他。几年后,他领着生了绝症的女婿到上海来求医,大队知青不但捐款上万元,安排住宿住院,还带他们到上海各景点玩了个够。不久他四弟媳请他带到上海来治眼疾,大家又捐了六千元钱给他弟媳。令人痛惜的是,他六十来岁就因心脑血管病去世了。大队长请安息吧!
    老二根生是小队的副队长。他的性格脾气与为人我就难以恭维了,用范伟的话说:“都是一个娘养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咧?”他目光短浅脾气暴,训起人来眼球突出就像两个鸡蛋。女知青刚下去时农活干不好常常挨他的训,当地方言称蛋为嘎箍,女知青就给他起了个“嘎箍队长”的绰号。我干活比较象样卖力,嘎箍队长对我还算不错,可他自己后来做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对他有了看法。扩社并队后,我们村与桥头村并为一个小队。春插时桥头村赶不上趟,嘎箍队长带着一批人去桥头村支援。支援的人要分到几户人家吃派饭,他自己挑了个最富裕的家庭,却把知青班支派到了个特困户。吃好吃歹我并不计较,他将整个知青班当成软柿子捏的做法却令我很不满。这户人家的女人重病在床好几年,男人既要出工干活又要持家带孩子,还要服侍病人,那里忙得过来,家里肮脏凌乱可想而知。两碗粗菜放在桌上我们根本就不敢下筷子,一是看见那几个鼻涕邋遢孩子的渴望眼神心中有所不忍,其实多数知青主要还是怕脏。大家草草扒了两碗饭就赶紧出去了。看见那男人愧疚的神情,我对他摇摇头说:“你真不容易呀!你们自己快点吃吧,我们走了。”当嘎箍队长打着酒呃满面红光地过来时,我气不打一处来,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我用尽可能平缓的口吻对他说:“胡队长,如果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在良兴家吃饭的话,那你就真是太看得起我们啦。”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晚饭时,桌上多了一碗蒸蛋羹,男人用调羹轮流勺到大家碗里,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没有怠慢我们。饭后我按干部吃派饭的标准将大家的粮票钱款凑齐,硬塞在了他的手中。在这一事件中,胡队长把自己的身价降到了一顿酒饭的水平,实在让人鄙视,他因此荣幸地成了我的反面教员,在后来漫长的生活中,我很注意这种细节问题,即使是经手分发电影票,我也必定留张差票给自己,我不想让自己当时的那种厌恶感发生在别人身上。
    老三恒生在公社供销社工作,因路远平时很少回家,休息日和农忙时才会回来。他和大哥春生是住在一栋房子里,因此我与他的接触也不少,熟悉后也蛮谈得来,有时我到公社供销社去买东西,他看见了就会留我吃饭,我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老四文生和我年龄相仿,我下去没几天他就参军走了。临行前他与邻村一位叫桂香的姑娘结了婚,桂香结婚时还不满十八岁,婚后不久就入了党,随之被任命为大队妇女主任。她父母都是党员,弟弟妹妹后来一到年龄都入了党,成为让人羡慕不已的少有的党员家庭。我那时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对入党的期盼远远超过了现在对中千万大奖的期盼。现在中大奖,改变的只是账本上的一个数值,而那时候入党,能改变我整个的人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当时入党动机不是想当官或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这些我还不是太在乎。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可是,想通过入党来求得政治平等,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癞蛤蟆能吃到天鹅肉的话,那还是一只癞蛤蟆吗?那时真是很傻很天真。当时,连穷姑娘都看不起的我,觉得桂香身上笼罩着一圈金灿灿的光环,眩得我不敢正眼相看。三十八年过去,当她来上海治眼疾再次见面时,我心中涌出了一股强烈而悲怆的沧桑感,眼前这位灰蒙蒙如出土文物似的农村妇女,就是当年那位神采飞扬的妇女主任?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成分歧视曾害苦了一些人,城乡差别又害苦了一些人。社会中这些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消除?
    小五子明生和我相处的时间最长,交道也打得最多。我刚下去时,他还是个孩子,下去十几天他就出现在了我的日记中:“68年12月31日  星期二  风雨

……从公社回来时,有一个在公社读书的孩子和我们一道回村,半路下起了雨,见他穿着棉衣又没带雨具,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于是就将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给他穿上。回到家里,虽然我衣服湿了,但心里很高兴。”在起初别人不愿搭理我的那些日子里,他从此与我特别亲近,在假期里经常带我一道去安放和巡视一种叫“扃”的捕兽器。这是一种用竹筒竹片和绳索组成的器具,可以用来捕捉野兔、香猫、黄鼠狼等小型动物。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在一次巡视归来的路上,我俩经过一个冰封的池塘,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池塘中心去玩,结果“啪”地一声冰面裂开,还好他比较机灵,立即张开双臂扑在了冰面上。我赶紧过去小心翼翼地将他拉了出来,然后躲在别人家的火塘边帮他一道烘干了衣裤。几年后他初中毕业回家务农,这时我已负责掌管村里的小发电站,他大哥让我带着他一道干。从此,我生活中多了一个可靠的通讯员,他经常会替我传个话递个条什么的,为我的个人大事出了不少力。也算是投桃报李吧,后来他的个人大事我也尽了力。他自小对邻村一位漂亮姑娘心仪不已,他向我透露了这个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秘密,才十六七岁就央求我请他大哥出面去替他提亲。我说动了他大哥,完成了这一任务,成就了他这门美满的姻缘。后来他提上去做了大队的拖拉机手。因大队地处偏远,拖拉机的主要作用就是跑运输,因此驾驶员地位高外快也不少,小日子还是过得挺滋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开上三年车,当得个资本家。”当地方言“车”念“他”音,你念念看,还是挺顺溜的。

        写于2002年春   


顽石 最后编辑于 2019/1/20 21:00:08





僧人离去影无踪
尘土飞扬任随风
鲣鱼远游入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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