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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年磨一砚,解读上山下乡历史,感谢众网友 在百度搜索本主题 [ 搜 ] [ 打印 ] [ 推荐 ] [收藏帖子] [ 收藏到新浪VIVI] [ 订阅 ]

山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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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砚,解读上山下乡历史,感谢众网友

文革上山下乡发动至今50年过去了,本人在知青网对上山下乡历史进行业余探讨也有10多年了。因为是出于兴趣,也是由于我们曾亲身经历,所以10多年来断断续续有时认真有时拖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动力不断的。因为是业余,信马由缰是最大的特点,不吃锅里的饭,不受体制的束缚,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思想。当然了,互联网管治在10年来也是波浪性的起伏,有时不随波逐流还真是不行。总体说来经过10年磨一砚,总算磨出粘稠有度可以墨分五彩的墨汁,希望能写出不被撕碎的作业!

 

上面这段开场白连我自己看着都别扭,你懂得就行!有时开门不能见山,需要曲径通幽,采菊东篱处才能再上山! 同理,柳暗花明疑无路之后才能再下乡。50年过去,脑海记忆中的高音喇叭声碎,远去列车汽笛声咽。1966年春天,我们都记得停课搞运动了,后来我们印象中是自《516通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事实上《516通知》最初只是发到县团级,1967年经毛泽东要求才正式发表《516通知》。如果我们今天再仔细看《516通知》,我们能看出什么?与上山下乡又有什么干系?几年前《知青上海》前版主应家驹对我说“研究上山下乡历史不联系文革历史就是扯淡(大意)”, 他的话虽然冲了些,但是也说明我对上山下乡的探讨是有懈可击的!但我们是谁啊?国内外那么多的专业学者对文革的研究到现在似乎还找不到北,我们能说明白文革吗?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要解读文革上山下乡历史,除非你把文革二字去掉只说解读上山下乡历史。问题又来了,人家说上山下乡历史分两段,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属于工作分配,考不上大学和在城里分配工作没轮上的人才需要上山下乡,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属于政治运动,名曰“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我曾经力主这种说法。但是记得好象是晨星或立山对我进行了批评,举出的例子是上海老三届在68-12-21动员之前已经有相当大的部分留城分配工作了,这就是68年4月”四个面向”出台后的走向。因此,什么惩罚红卫兵,变相劳改等等似乎都站不住脚,因为老三届都分配之后还继续施行上山下乡政策连续10年之久,直到周,毛同去世两年后才结束上山下乡。因此,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工作在文革中形成政治运动,工作与运动的异同点在哪里?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在另一楼里已经勾勒出上山下乡历史的“线路图"骨架,是把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历史串联起来的,本楼是对这个”线路图“的说明,同时回顾和感谢10年来这里网友对我的鞭策(说鞭打也行)。我的”线路图“将做成很多的文字链接,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文字篇幅,这也属于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写作试验。南班和古班说我是“乱石铺路”,我把乱石都藏在链接中总可以了吧?呵呵!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1 17: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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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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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历史问题都是边梳理边加深认识的,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五一六通知》现在看来并非文革爆发的真正起始点,1966年3月毛泽东就开始总结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按我现在的理解,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限于党内高层,说白了就是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发生的“文斗”。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发生在1964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到1966年《二月提纲》出炉,这个时期的文革重点是上海方面以批《海罢》向北京一线发动了突然袭击。尽管自上海市委机关报《*日报》公开发表姚文元评《海罢》,但是此阶段的文革仍限于党内高层,事实是北京市已经成为了靶子,不过刘邓周都没察觉幕后的动机。毛泽东说的明白: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1966年6月10日上午)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再看《五一六通知》中也提到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开始了:

“五一六通知全文(节选)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4 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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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文化大革命早在1965年就开始并进行到第一个高潮,那就是评《海罢》。实际上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倒了中央高层一些人而结束,例如高饶,彭黄张周。《五一六通知》前彭罗陆杨实际上也下台了,如果不发动文革实际上已解决了评《海罢》的阻力和改组了中央党政军当时一线主管的人事结构,例如彭(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副总书记”),罗(总参谋长),陆(中宣部长),杨(中央办公厅主任)。就算是毛泽东当时要换下刘邓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但是毛泽东这一次要破例把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扩展到党外,因此才有了要发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发动自下而上的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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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们一不掌握中央档案,二没有参加过文革“史前”和初期的中央决策,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根据官方发表的历史资料和前辈研究者们的工作还是有可能“举三返一” 对文革上山下乡决策进行逻辑论证的。我发现研究者们普遍忽视了自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设计,也就是说人们探询历史的目光被江青在1966年之前几年中在文艺界搞的样板戏和批《海罢》所吸引,没有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的动机中对教育革命的重大设计。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完成教育革命是毛泽东在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期许,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教改,(2)练兵,在那时根本没有后来发动上山下乡的丝毫考虑!张春桥在这方面证实了毛泽东发动第二阶段文革动机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按张的说法,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6月1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华东)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1966年6月10日上午)

谈到文化革命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育改革、学制改革。......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1966年6月12日)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6年6月16日)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1 18: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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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个份上,在对文革历史的传统认识上人们早就习惯于把目光放在高层人物的内斗上,包括后来的陈伯达与江青,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反目。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发生了评《海罢》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然后就是刘邓派工作组导致毛泽东与刘邓摊牌,最后就是粉碎了中国修正主义司令部(怪异的是这个黑司令部的副司令老邓在文革后期又被毛泽东迎回)。因此,人们习惯于着眼文革胜利成果是以打倒刘邓和以文艺界八大样板戏为标志的,最多人们把上山下乡当成文革新生事物,但是到了1968年12月截止,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哪里?文革的初衷有教育革命的考虑吗?教育革命在发动文革的动机中到底占多大分量?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就无法理解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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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已有的各方面资料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和期许经典的体现在《五七指示》上:“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的初衷,他认为教育界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他认为在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下,不但文艺革命推不动,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也推不动,因此在1966年5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把教育阵地夺回来。


(2)学生也是这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实际上是准备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文化大革命中(彭罗陆杨倒台后)发动学生参加运动,这是与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不同的,以停课半年为标志。


(3)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这段话不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对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他曾说单下农村还不行),而且提出了改造学制的教育革命要求,那就是废除高考和进一步深入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革教育体制的命!

如果我们将《五七指示》对比刘少奇年谱中文革初期的记录,我们会发现毛,刘在文革进程的设计上的异同。刘少奇在 6月9日——12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


“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6月6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14日——28日 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 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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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和1968年8月似乎是决定我们这代人命运的两个拐点。1966年8月是中学红卫兵运动正式从校园走进社会以“特殊的学生运动”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大革命”的,1968年8月中学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说这两个8月之间的“练兵” 有三大特色:

(1)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
(2)冲垮了中央一线自上而下在全国的领导权(被夺权)
(3)教育革命失败

因为文革的混乱性和复杂性,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教育革命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中的角色和地位!实际上自文革开始到68-12-21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毛泽东一直竭力想在校园完成教育革命并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教育体制,但是校园教育革命失败了,这在九大报告中只字未提。我们知道九大的宣传口号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文革初《16条》中的教育革命任务在九大报告中完全被忽略,实际上教育革命“流产”了,演变为上山下乡运动,这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而是他在文革中另一次“违心”之举。1968年8月这个拐点是在《721指示》后出现的,在老三届分配问题和校园教育革命没有出路的重重困局下,毛泽东力主的校园教育革命终于从理论到实践上异化为周恩来式的教育路线与上山下乡相结合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殊途同归),这就解释了68-12-21上山下乡动员是以“再教育”的名义发出的,而“不在城里吃闲饭”或者是“不能在城里游手好闲”的吃国家的商品粮则是68-12-21动员之外的另一个主题的“同期声”(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自68-12-21到高中重开,教育革命终于在城里校园开花(废除高考)之后被移植去上山下乡结果,尽管似乎是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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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坊间的一些研究者习惯于把文革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对红卫兵利用完了之后的"始乱终弃”,国外学者还有人得出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的“惩罚论”。实际上毛泽东似乎不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发明者,但是他在文革初废除高考打响了教育革命第一炮之后又转移到“炮打司令部”方面去了,最后一切都打烂了,“破字当头,立不起来”,这似乎是他“正打歪着”的后果,最后没有办法还得靠周恩来收拾残局。这一次周恩来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是冒着自己人的炮火“转进”。

还有一些人受了林立果《571工程纪要》的影响,认为毛泽东搞的上山下乡是对红卫兵的“变相劳改”。如果我们试着与当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换位思考,我们会怎么办? 毛泽东要搞教育革命,要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兵,为的是反修防修,他至于和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过不去吗?教育革命搞砸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从“单下农村还不行” 退一步依了周恩来,然后发明出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特色理论。再说周恩来,他从文革前就坚持搞上山下乡,那是从50年代初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众人人取得了共识,在他那个位置上,在计划经济下,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保证下,对城市每年涌现的中学毕业生这个最大的就业人群必须搞上山下乡。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最不积极的,他那个“大有作为”的号召根本不是对城市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发出的。

但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对于执政党来说都是绕不过去的坎,因为执政党是共产党,最特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成家立业的政党,这是与欧洲共产党有重大区别的,基本上可以说中共是农民起义的队伍,是从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才夺取政权的,与在冬宫一夜之间靠起义巡洋舰一炮定乾坤的十月革命(工人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我们还没时间梳理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对中共上山下乡政策的遗传基因呢!

只有从大系统和大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专利,而是在中共历史上必然要出现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当然,面对上山下乡靠一定背景下的意志还是能转移命运的,那就是走后门(后来甚至成为无需发动的走后门运动),这涉及革命与人性的话题,甚至涉及“丛林法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不在这里深入。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1 18: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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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秉和2018年初总理祭日时接受人民网访谈时有段录音值得参考:


从小大家特别热爱*军,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觉得当了战士,当了*军战士,那是很光荣的事,非常羡慕。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都愿意去当兵。当然,我哥哥高中毕业该考大学的时候,是在1961年,总理那时候说,可能那个时候和台湾关系比较紧张,蒋介石那个时候说要反攻大陆,我们那时候,1961年还是比较困难的时期,把很多进了城的农村人要回到农村去,因为城市里面很紧张,供应很困难,农村就很缺少劳动力,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有那么一个政策,就是希望从城里面多招一些兵,农村尽量少招兵,让他们安心多留点劳动力。这是中国当时的情况。  [10:34]

[周秉和]:后来总理就带头,很多人就跟着。总理带头,总理自己没有孩子,只能劝他的侄子。  [10:34]

[主持人]:因为伯父是总理,反倒没有受到特殊的优待,还得带头。  [10:35]

[周秉和]:那时候没有要求上山下乡,那时候就要求参军,我哥哥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总理就动员他去参军,那是二哥周秉钧。他去参军的时候,我十来岁,那时候小孩也不懂事,我拿一个漱口的缸子,拿着毛巾,跟着我哥哥走,跟着我哥哥当兵去,那时候不懂事,十来岁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事。跟到兵站准备接走的地方,那时候给劝回来了,继续上学,那时候就想当兵。  [10:35]
所以,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  [10:41]

[主持人]:延安那个地方也是对您感情非常深厚的地方。  [10:41]

[周秉和]:后来到了1968年,我应该是17岁了,我年龄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当得了兵。另外,我父亲正好也受审查,所以,我们只能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10:35]
我还想再讲一个事。我插队两年以后,当时部队招兵,我专门去和招兵的人说了,我说我父亲受审查,我这儿等当吗?后来说,先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在我们村里,好象身体就我合格,有的身体壮,近视眼也不要,有的色盲,没有办法,看着都比我身体好,我这样没有什么挺魁梧身材的倒没毛病。人家说,听说你哥哥是飞行员,也没有停飞,一般家里出点问题,肯定不让飞了,你哥哥不是还飞着呢吗?说明还是可以的。这样就让我去当兵,跑到新疆去当兵,当时不知道上哪,一看给戴着帽子,觉得近不了,全是卷毛的帽子,肯定是冷地方,没想到是在新疆的喀什,在那当的挺好的,我觉得这回有出路了,因为当兵就有出路了,你如果说是复员、转业,国家给你安排工作,如果你在里面提干,你就在部队干下去了,那就有工资了,就有收入了,不像在农村一天挣那么几分钱,口粮钱还不够,还得从家里倒贴,而且劳动量也大。  [11:12]

[周秉和]:部队就没那么多事,练练操,打打枪,我觉得对于我们城里兵来说那是很轻松的事。下午政治学习上发发言,拿着报纸念就差不多了,都可以,很轻松的。可是当时我就给中南海写信了,我说我当兵了,当时他们还资助我点费用(每个月),因为生活费用不够。这样,我就写了一个信给中南海,就说我已经当兵了,不用再给我汇款了,我当兵挺好,在部队好好锻炼自己吧。没想到,我的伯母就说让我做好准备,我伯父咨询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征兵政策,我父亲受审查,还是不能当兵,我这儿不能当。这样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有点懵,你还得回去,你不写也不行,你经常得汇报情况,迟早得写,好容易出来了又回去继续当农民,继续种地去,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去了。所以,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可是我知道,这个肯定跑也跑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回去,很快不久部队就把我送回农村了,又送回陕北延安去了,而且那时候我听说,我妹妹也正好在内蒙放羊,也同期当的兵,也是三个月以后又送回大草原,又去放羊去了。这就是总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严格的一点。  [11:12]

[周秉和]:另外,我后来也想,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周总理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每年都要有上山下乡,从1968年、1969年开始,后来到1978年,还有少数上山下乡的,上农村的,那时候只有这样一条路,国家招兵,当兵很少,那是极少数。所以,总理要执行这个政策,他的亲属待了两年,我妹妹三年,都跑了,那时候正是上山下乡如火如荼,最大部分去的人,可能也有这一点,我自己也瞎猜,这样我们又回农村,他再鼓励别的人继续上山下乡,毛主席号召了,有号召力。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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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我后来也想,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周总理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每年都要有上山下乡,从1968年、1969年开始,后来到1978年,还有少数上山下乡的,上农村的,那时候只有这样一条路,国家招兵,当兵很少,那是极少数。。。。。。毛主席号召了,有号召力。”

周秉和访谈中的关键段是上面两段,其中最关键的是:

(1)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

(2)毛主席号召了,有号召力.


周秉和还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周总理是负责具体执行的”。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前面说了1968年8月这个拐点是在《721指示》后出现的,在老三届分配问题和校园教育革命没有出路的重重困局下,毛泽东力主的校园教育革命终于从理论到实践上异化为周恩来式的教育路线与上山下乡相结合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殊途同归),这就解释了68-12-21上山下乡动员是以“再教育”的名义发出的,而“不在城里吃闲饭”或者是“不能在城里游手好闲”的吃国家的商品粮则是68-12-21动员之外的另一个主题的“同期声”(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22 0: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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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对上山下乡说的最为经典,充分体现了他把文革前刘,周,邓制定的上山下乡国策(中学生毕业分配之一)运用到文革中,但是他的想法和毛泽东非常不同。毛泽东对于上山下乡提出接受再教育为纲(实际上是教育革命被迫异化到农村),而周恩来是以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纲,他说知青下乡是去提高农村文化。 1968年12月毛,周终于在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决策方面殊途同归,周恩来达到了预期(文革前就制定了18年上山下乡3500万的国策),毛泽东勉为其难的出面号召,在68-12-21动员中连续使用了几个软话,例如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还要说服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云云。自68-12-21之后毛泽东对上山下乡几乎再无指示,也不再提那个“再教育”了。但是中学毕业生都要先工作几年(主要的是在农村)再从中选拔推荐大学生已形成制度,最实惠的是国务院从此消除了中学生在城里待业和分配工作的麻烦,周恩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说的明白:


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1967.10.28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到七时半。地点:国务院小礼堂。参加接见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戚本禹、邱会作同志。

“城市人口不要多增加了,稍微增加一点,农村销售尽量减少。要逐步做到自己都能够周转,一个县的范围,一个公社的范围,几个公社的范围,能够自己周转,不需要再调粮食到农村去销售。现在农村销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村销量一减少,征购数字自然不需要那么多。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现在有的地方,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上山下乡青年跑到城市里闹。今天在座的有造反派罗!当时他们支持了造反派,支持了你们,现在找你们,留在城市不肯走,他们想呆在城市。许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这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用主席思想教育他们,要对他们讲清楚,这不是刘少奇的黑线,要具体分析。这个方向,是主席讲的,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问题当然是两个方面。我们送他们下乡,有组织地送下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要把他们安排好,使他们真正能参加生产,提高农村的文化。这还得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所以要大家狠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不然城市粮食销量就会增加。面向农村,这是肯定的方向。


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甚至一部分手工业,有些地方电力送不到,全国都电气化要相当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总还要有些手工业,手工业还是工业嘛!要在这方面发展,然后往交通沿线上发展,不仅铁路沿线,公路沿线也都要发展工业,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过去不平衡的偏颇的状态,畸形状态,这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沿海几个城市那么大,许多地区人口那么少,要慢慢发展。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经济、买办经济造成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在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情况。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全人类,才能最后*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削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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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

“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很明显,周恩来说到在城市待业和分配工作有很多问题,有人对工作挑肥拣瘦,有人被分配上山下乡他不去,这似乎就是“在城里吃闲饭”的由来。过去知青网上有北京老三届出身好的(工人出身)写回忆录说当年“四个面向”分配中他们到街道和安置办大闹,嫌分配到的工作不如意,不愿到郊区工厂,只想到离家近的好单位上班,最后拖到68-12-21被“一锅端”上山下乡了。


很多人认为68-12-21发动的上山下乡只是应对老三届这批文革中积压的毕业生,就象是煮夹生的一锅饭,属于“连锅端”下去的应急措施。这种说法肯定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看到这种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并非临时性措施,而是一举解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的苦恼。在毛泽东方面,他的那个《五七指示》中对我们这一代的设计是工农兵轮着去干一干,他挑中王洪文就是因为他工农兵都干过。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说:


“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他的这个想法和设计是长期的一贯的,在《五七指示》中更进一步制定为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很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愿景。但是到了1968年底,他的“单下农村还不行”变为全下农村“很有必要”了! 如果不把他的这个巨大转变说成是“翻云覆雨”,那么就必须找出其中能够让他自圆其说的道理来,哪怕是“退而求其次”。毛泽东在1968年的苦恼是教育革命彻底失败,这集中表现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将毛泽东派去的工宣队员杀死之后他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时的谈话中。停课半年完成教育革命(教改)是他提出的,结果因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冲突后,主要目标是以教育界为主的小五界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中央权力斗争的大革命。文革初毛泽东号召基层党组织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时起来造反,结果他发现没有基层党组织起来造反,最先起来造反的是中学新生的红卫兵,这使得毛泽东喜出望外,一口气8次接见全国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但是代价是巨大的,不但教育革命的主角(学生)们再也没有可能回到校园完成教育改革,而且到了68年3月毛泽东被告知大,中,小学毕业生都出现了毕业分配的强大压力,“四个面向”随机在68年4月出台,但是国务院安置办在68年5月给中央打了报告说“不行”!老三届必须上山下乡“插队为主”。这就要提到周恩来在68年的苦恼了!三年文革下来,中学红卫兵大都回家逍遥了,因此又出现了“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我们已经看到,1968年老三届大学生的分配从中央文件起草到具体实施都是经周恩来之手,那么轮到分配老三届中学生周恩来就撒手不管了?从68年8月到68年12月的中央碰头会的记录面世的很少,但是全国成立五七干校的事是毛泽东让中央碰头会讨论决定下来的。1968-12-21上山下乡动员所涉及的范围要大的多,从表面上来看只由毛泽东和姚文元二人的文件往来就决定了发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没有周恩来什么事?如果说当时毛泽东站在风口上,周恩来不正是站在浪尖上的人吗?68年间文革造成的国家那样一个烂摊子不正是周恩来一肩挑吗?

 

现在我们可以反向推理了,我们暂且忘记毛,周的苦恼,只看发动68-12-21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果是否满足了毛,周各自的需要?


在毛泽东方面,废除高考后教育革命不在城里搞了,中学毕业生从此毕业后都要先下放(主要是上山下乡),这就是“再教育”的内涵,也勉强算作文革教育革命的成果吧。


在周恩来方面,从此中学毕业生都要下放出城不在城里直接上大学和分配工作,对于国务院来说这个结果要比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意义要大的多!


68-12-21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而且一直延续1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需求达到了平衡,也可以说“殊途同归”。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完成了!只不过,毛泽东心中有些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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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22 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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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22 0: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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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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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方是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停课闹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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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杰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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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引用内容:

   实际我们现在所说的“知青”和“上山下乡”,都是指1968年12月21日最高指示下达后,在全国掀起的一千七百万知青加入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与之前少部分城镇青年或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知青上山下乡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逐步展开的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完成的历史任务、一片红……。这场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认为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举例,我在上海的共青团领导机关旧址纪念馆,看了一场由共青团举办的上海青年历史展览会,在上海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展厅,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数万上海青年到崇明岛参加围垦造田和十万上海青年参加新疆兵团,唯独只字不提上海近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想这不可能是疏忽吧?

外杰杰 最后编辑于 2019/1/16 1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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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杰杰:

十年来不同意见网友对我的鞭策(鞭打)我都记得,例如应家驹说探讨文革上山下乡不联系文革就是“扯淡”!呵呵!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3 21: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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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以下是引用那时雪在2019/1/12 19:19:00的发言:

有地方是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停课闹革命的。

[quote]


关于64年就开始的文革与68年12月上山下乡发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清楚了,“文化大革命”一词早在66年5月之前就反复出现了,64年中央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是66年5月成立的中央文革的前身。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初衷就是革文化的命,也就是以教育和文艺领域为“重灾区”的革命。毛泽东66年6月曾说过去教育改革推不动,因此这次运动(516通知后)要来一次教育大改革,所以要废除高考,他特别要求这次要停课半年,先批判权威,再夺权,然后教改。关键词是《五七指示》中那句“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在停课半年中完全走样,变为“炮打司令部”了,很多研究文献包括对王光美的采访都显示文化大革命搞成后来那个样子谁都没料到,包括毛泽东。王光美说“文革来了才有文革”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其中刘邓派工作组是个诱因。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关于武汉地区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后的走向举出很多历史资料,显示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层对文革的理解就是第二次反右,他们认为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还认为这次文革为什么从党内闭门整风改为开门运动还是为了放出一些“反 党分子和坏人”之后再一网打尽。当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各地群众起来造反,各级党委还没醒过味来,没明白毛泽东因为彭真压制他支持的姚文元批《海霸》而迁怒于中央一线(大权旁落)而准备整肃几年前跟着中央一线跑的7000人了。但是在红卫兵问世前毛泽东还是准备一边通过运动教训一下各级领导,一边在半年内完成教育革命(教改),只让大学生参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文革运动。


文革包括毛泽东的两次“大怒”,第一次是对彭真压制上海,第二次是刘邓派工作组把文革最初造各级党委反的造反派打成“反 党分子”。第一次大怒催生了66年5月后提速的文化大革命(64年就开始了),第二次“大怒”改变了革文化命的方向,变为革司令部的命。“第二次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在65年底就号召各级基层党组织在上级出了修正主义时应起来造反,但是那7000人就是雷打不动的跟着一线起舞,文革一来都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事实上他们确实象反右那样“镇压”了“反 党右派”,例如把蒯大富,李冬民,曲折都“镇压”了。问题是反右时毛泽东支持刘邓“镇压”,但文革初不同了,可惜刘周邓都没回过味来。毛泽东发动基层党组造反不成却突然发现北京中学政治荷尔蒙喷发的新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给他写信说造反有理,这下子正中老人家下怀,因此8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说没有红卫兵来冲一下,一万年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司令部”问题解决了,文革初衷的教育革命抓瞎了,六届老三届毕业生在城里“游手好闲”吃闲饭!但是毛泽东还是不忘初心的,在周恩来的叫苦压力下,上海721经验终于让他看到出路,只不过是在他与周恩来之间达成平衡默契,小张那边的不成功的试点只好放弃,从与工农兵相结合先改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与“四个面向”合拍,但是国务院方面还是说摆不平,谁该面向农村?“阻力很大,工作很艰巨”(国务院安置办68年5月给中央报告用语),还是改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能解决所有教育革命与国家分配工作的所有问题,今后大学招生,城里招工都从乡下施行,一石多鸟,否则在城里搞“四个面向”,“给他工作他不做,让他下乡他不去”!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3 2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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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社会主义上山下乡最后在68-12-21后成为“成熟”的国策就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有利保证,从那以后中学毕业生都下放“非转农”,大学,招工,参军都从乡下进行,再没有在城里“给他工作他不做(如环卫工),让他下乡他不去”的可能,例如野歌从丰镇“上调”到县城都会屁颠屁颠的!当然人们会说73年以后各省市都有中学毕业生留城分配不下乡的,但是那属于各级领导机关走后门运动之外遮人耳目的“小开前门”!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3 2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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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互联网管控越来越趋于严格,就算你不讨论时政,涉及某些历史也难于超脱于“敏感”之外。几周前在我主楼路线图中所做的一些链接尽管来自官网或门户网也都打不开了,有些名人如何新的博客文章都被加密无法阅读或链接。在涉及教育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在文革前的谈话被视作重要的历史资料,专业学界也经常述及,但是在网上的这些历史资料几乎都打不开。探讨上山下乡的历史似乎也算敏感话题,不论你是无悔有悔,因此我们这些亲历上山下乡的知青似乎也很难利用互联网对我们经历的历史梳理透彻,这就是国情。古往今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著史都是官方的事,对于史料的去留都由官方决定,最典型的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资料,由于大明王朝突然改变航海政策为“片帆不得出海”而导致郑和资料全被销毁。但是尽管有秦皇的焚书和史记的艰难,民间的古人还是为我们流传下来《礼记礼运》等人类历史思想的精华,从结绳记事到岩壁图腾,人类精神文明一路发展下来到了互联网时代,我相信1700万知青不会让自己的历史湮灭!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4 22: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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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谦引用了周恩来在1967年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并发表在党刊上,他说:

作为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并从整体上安排全国上山下乡工作的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虽然也在宣传上山下乡的意义,但强调的重点实际上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例如,周恩来说:人口要平衡发展,不能过分集中,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减少粮食征购(47)

(47)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团的讲话。”


多年来我仔细看了这个讲话很多遍了,既然郑谦引用了这个文革中的讲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讲话是真实的。个人以为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淋漓尽致的说透了他对上山下乡决策方面多方面的考虑,他是从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城乡差别,重新安排统购统销,重新分配城乡人口等方面综合考虑的,关键句是“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全人类,才能最后*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削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我们看到了,周恩来提到“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全人类,才能最后*无产阶级自己”,这是很有意思的,对于上山下乡的设计在周恩来方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似乎很明白要城市化,工业化,而且全民都要“化为工人”,但是中国国情需要城里人先下乡去解决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似乎在说明全民要化为工人先要化为农民,经过长期的转化,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等到*了全体农民后再来*自己?因此“从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不然城市粮食销量就会增加。面向农村,这是肯定的方向。”而且他还把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联系起来,从理论上已经完全为毛泽东后来68-12-21的号召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注意那时可是刚复课,另外那篇周恩来讲话也是发生在丁国钰(周恩来安排在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和上山下乡的原外交部老红军干部)把曲折送到内蒙插队刚刚两周后!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2/6 3: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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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团的讲话(选摘)

“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现在有的地方,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上山下乡青年跑到城市里闹。今

天在座的有造反派罗!当时他们支持了造反派,支持了你们,现在找你们,留在城市不肯走,他们想呆在城市。许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这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用主席思想教育他们,要对他们讲清楚,这不是刘少奇的黑线,要具体分析。这个方向,是主席讲的,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问题当然是两个方面。我们送他们下乡,有组织地送下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要把他们安排好,使他们真正能参加生产,提高农村的文化。这还得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所以要大家狠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不然城市粮食销量就会增加。面向农村,这是肯定的方向。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6 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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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甚至一部分手工业,有些地方电力送不到,全国都电气化要相当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总还要有些手工业,手工业还是工业嘛!要在这方面发展,然后往交通沿线上发展,不仅铁路沿线,公路沿线也都要发展工业,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过去不平衡的偏颇的状态,畸形状

态,这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沿海几个城市那么大,许多地区人口那么少,要慢慢发展。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经济、买办经济造成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在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情况。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全人类,才能最后*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削

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要使粮食不多征购,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注:周恩来讲话中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和一些远大想法都是让城里人面向农村当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具体讲话可以佐证,是否毛泽东有内部讲话我们不知道。毛,周都提到了马克思说的“只有*全人类才能*自己”,他们从来没有提过马克思还说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当时周恩来上山下乡理论面面俱到无懈可击,50年后我们看到农民自己进城去解 放自己了,知青一代也是自己先解 放自己都回城了!历史发展的道路是靠摸石过河走过来的。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6 8: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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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山风在2019/1/13 21:03:00的发言:

外杰杰:

十年来不同意见网友对我的鞭策(鞭打)我都记得,例如应家驹说探讨文革上山下乡不联系文革就是“扯淡”!呵呵!

 

 

 

   非常钦佩山风的能力和精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本来是非常优质的思想,可惜用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上,整整影响了两代人不知所措。今天的中国比起六十多年之前的状况,毕竟好得多了,至少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了。

 

 


 

外杰杰 最后编辑于 2019/1/16 13: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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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以下是引用外杰杰在2019/1/16 13:50: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山风在2019/1/13 21:03:00的发言:

外杰杰:

十年来不同意见网友对我的鞭策(鞭打)我都记得,例如应家驹说探讨文革上山下乡不联系文革就是“扯淡”!呵呵!

 

 

 

   非常钦佩山风的能力和精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本来是非常优质的思想,可惜用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上,整整影响了两代人不知所措。今天的中国比起六十多年之前的状况,毕竟好得多了,至少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了。

[quote]

 

但是我现在登录和发帖都是极为困难的事,经常被告之登录错误,5次登录之后就被暂停访问,发出一个帖子有时要用不同地点不同方法试一天才能发出。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6 16: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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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966年到1968年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进行对比来看,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论述最多,对上山下乡的论述除了68-12-21动员之外几乎没有。而周恩来对上山下乡的论述最多但是对教育革命(也就是革教育的命)几乎没有评论,他在1967年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提到了毛泽东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只字未提教育革命怎样革。似乎周恩来始终倾向于不论通过高考或推荐都最好从中学生中直接招收大学新生,例如他同意李政道提出的从中学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1973年在他主持下还恢复了高考,因为出了张铁生而被迫放弃。实际上周恩来似乎倾向于城市中学毕业生上不了大学的都上山下乡,他对革教育体制命的热情似乎远远不如革城市分配工作制度的命那样高涨。周恩来还有一个理论是劳动力的分配要适当的进行城乡交流,即城里一部分人下乡当农民,农村一部分人进城当工人(见侯隽著《知青心中的周恩来》)。文革后李先念说:



“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人,先后花了六十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但是从结果来看文革式的上山下乡(延续了10年)实际上是比教育革命还大的革命!“好处太多了”!我们都知道文革初毛泽东设计的教育革命是用半年时间(1)先夺权,(2)然后批判资产阶级知识权威,(3)最后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在校园推荐选拔大学生(及高中生)。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这个三部曲被实践证明根本属于完不成的任务,学生造反一起,学校党委和教师队伍一乱,还怎么落实第三部曲?因此刘邓要派工作组,导致毛泽东大怒,最后教育革命变为“炮打司令部”后造成全国学生变为红卫兵走出校园冲入社会串联到大江南北。文革历史走到68年教育革命彻底失败,却阴差阳错的异化为周恩来的城乡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大革命。按我个人理解,周恩来也并非“预谋”出文革上山下乡这种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大革命,我们都知道周恩来是中共党史上处理难题的大师,例如西安事变,重庆谈判,文革时期中央新老两派之间的平衡等等。周恩来始终坚持文革前国家制定的上山下乡国策,文革中他属于随机应变,看准了教育革命没有出路抓住时机推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如果我是周恩来,在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早日结束文革混乱局面,反正高考不能恢复,各派极端对立的老三届红卫兵在校园进行教育革命也不可能完成,学校积压了六届中学生,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这就是国务院安置办在中央“四个面向”分配原则的文件刚发表一个月就给中央写信请示发动上山下乡的背景!再对比上海张春桥急于完成毛泽东交给他在上海完成教育革命试点的急迫心情和他反对周恩来上山下乡的言论,我们似乎可以梳理清楚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和周恩来的劳动力分配革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后的最后似乎是毛泽东想明白了,教育革命必须与周恩来的劳动力分配革命结合起来,因此只需把与工农兵相结合派生出来的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达到了“两个革命的完美平衡”!从此在理论上城市中学生毕业后都下乡,然后从中推荐受再教育最好的知青与农民子女平等的选送上大学,当城市工厂等国企要用人还是从乡下选择次好的知青和农民子女平等的“农转非”回城和进城当工人,表现不好的知青(含出身不好和家庭受审查的)和城市移民(吃闲饭的居民)就当有文化的农民自己养自己,商品粮供应问题缓解了,教育革命有着落了,城市人口革命化了,农村有知识城里人多了,中央各派皆大欢喜!十年间1700万知青“非转农”下乡,同期有同样数目的“农转非”进城,有资料说大体上700万知青“农转非”(不一定回老家城市),700万农民“农转非”,200万“农转非”大学生,100万“农转非”入伍。当然,走后门的资料无法统计,毛泽东说全国从支部到中央有200万干部走后门,推算起来这200万干部连自己带亲戚朋友的子女走后门回城至少有三,四百万甚至更多吧?毛泽东对李庆霖说“全国此类事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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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2/27 1: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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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复杂的事情简单的说清楚,那么毛泽东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打江山和保江山,或者说建党和保党。


建党和打江山是革命,保党保江山也是革命,前者主要的武装革命,后者主要的文化革命。事实上,毛泽东把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事看的比第一件事重要的多,而他在革命时代的同僚和追随者没有几个跟的上他。如果只把毛泽东所做的第二件事看成是革命或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似乎也错了,革命和阶级斗争都是手段,是毛泽东要做的第二件事情的方法。那么他要做的第二件事究竟是什么?个人以为,毛泽东就是想在夺取政权后的有生之年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通向最理想的人类最新文明之路。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建国之初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学苏联的,党领导一切也是学苏联的,人民公社是学苏联的集体农庄,这些都不算中国的创造。但是大跃进中的大食堂是中共的创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遭!具有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村率先施行吃饭不要钱,这是什么概念?大跃进失败,农村受损最惨重,出现了饿毙的现象,因此后来的7000人大会总结出天灾人祸的教训,彭真还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最后7000人大会开成了“出气会”,毛泽东承担了责任。说这些与上山下乡的历史有关系吗?

大跃进失败造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那种模式,是与精简城市人口迫使几千万已经“农转非”的“农民工”返乡有关联的。利用邢燕子的典型,国家开始推动中学毕业生这个城市最大就业群体“非转农”的上山下乡,属于计划经济下适龄就业人口工作分配,但是与毛泽东建国后要做的第二件事很不同。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就与毛泽东建国后要做的第二件事有密切关系了,毛泽东在学界公认的文革发动(516通知为起点)前9天所发出的《五七指示》就是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要“重打鼓另开张”所给出的建立最新社会模式的蓝图。《五七指示》由批判资产阶级和建立工农兵学商一体的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愿景两部分组成,对学生的要求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工农兵都要干一干,这与文革前刘周邓的就业为主的上山下乡路线有极大的不同!最不同的就在于《五七指示》还对学生提出了“教育要革命”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一个月后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中央出台废除高考停课半年完成教育革命(选拔推荐大学生)的文件。


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后来的学生造反(北京干部子弟发起的红卫兵运动),也没有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并导致毛泽东大怒,也就是说学生们都按部就班的在校园里进行教育革命,还能出现后来的“一刀切,一面红,一锅端”式的上山下乡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注意几个方面:

(1)教育革命第一条是批判资产阶级,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师们)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有了这一条,必然会出现学生造反和学校基层领导压制学生保护老师,换言之学校必然大乱。没有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权威就不可能完成缩短学制,改革教材和推荐选拔大学生(及高中生)的教育革命。

 

(2)在城市校园进行教育革命选拔推荐大学生对于广大农村学生似乎还是不平等的,例如城市每千人有一所高中与农村每万人有一所高中推荐选拔大学生的机会是不平等的。

 

(3) 在城市选拔和推荐大学生后,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大乱,那么剩下的学生就需要就业分配,大部分城里的工作必然向他们开放。如果城里的工作供应量小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需求,就出现了国家不得不组织的上山下乡。此时,农村的中学生如果申请大学落选似乎只有回乡务农了,除了农业户口的限制之外,城里工作连城里人都不够分也是现实问题,除非国家强行推行城乡人口对流的政策。


由于后来文革大乱了,我们无法看到没有文革大乱是否能在半年内完成教育革命。个人以为,毛泽东文革初设计的教育革命有很多先天不可克服的缺陷,成为后来走后门运动的“基因”,就象大跃进中的大食堂,平等有余,成事不足。


1967年2月,停课半年已到期,周恩来提出中小学复课,但他没提高中复课,不知何故?问题在于停课半年没有完成16条中关于改革学制,教材和选拔推荐大学生的任何任务,况且大学也没重开。最后拖延到68年,毛泽东必须对他提出的教育革命给国家,社会,人民一个交代,最后这件事似乎由周恩来完成了。


周恩来所完成的是既解决了燃眉之急,也解决了长远规划。既解决了理论问题,也解决了实践问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字面上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且也属于教育革命范畴。中学毕业生从此以后都先下乡(远近不论),在那里选拔推荐革命的大学生去“上管改”和永远夺回和占领教育阵地,在那里招收城市需要的革命工人,在那里培养革命的基层干部。保江山和保党最要紧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毛泽东一生中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继续革命。他想让我们工农兵都干干,成为“什么都懂的王洪文”式的接班人,但是周恩来那里发“车票”有困难,最后似乎是总理说服了主席,让这代人在工农兵中轮转不如全都直接上山下乡,再把有限的“车票”发给他们中推荐选拔出来的人上大学,当工人,参军。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18 17: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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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上面这些话都是站在城市知青的角度说的,如果换位思考,作为60年代被农业户口禁锢在农村的青少年会怎么看教育革命以及招工和参军,也就是“农转非”?我们蹉跎,他们蹉,那么是否计划不如市场?我们这一代经过了计划和市场,似乎还是对于平等理解不透,对于毛,周追求的城乡平等以及他们建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历史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同理,还有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 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 放自己”以及他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不容易在实践中理解。50年来,在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大进城,但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在世界上是各国非法移民拥向欧美,巴黎大街上尾随中国旅游团抢包的都是他们。现在广州的非洲客也都来者不善,美国为了修边境墙闹到政府关门,看来平等和自由有时是很难分享的,也不知道非法越境算不算革命?再回想50年前我们在一声号令下上山下乡至今不少人有说无悔的,有说无奈的,有说无愧的,但是鲜少有人说后来我们都是平等回老家的。什么时候人类能发展出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富国穷国差别的最平等和最幸福的文明?不过更多的时候我想的是还得靠自己解 放或解救自己,靠别人似乎靠不住,每个人都靠自己努力解 放了自己,可能全人类也就解 放了!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2/27 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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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很明显,我上面所有的话题可能还都是隔靴挠痒,观点极端对立的不同思潮可能都不待见我的说法。在北方知青网上,有人说我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是在替毛泽东开脱,还有人说我是借用上山下乡话题否定毛泽东。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探索能否在上山下乡历史上在各派观点之间找出基本的共识,问题在于共识的定义是什么?


个人以为,在自然科学方面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基础是大家都不得不尊重科学试验和研究的结果,例如一些科学定律经过不同的研究和争论后最终得到公认。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就不同了,例如几千年来对秦始皇和孔子的评价到今天还是无法在各派观点中取得共识,往近了说就是对文革和改革的评价,具体的说还有无悔与有悔之争。难道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吗?社会科学不能用试验和研究论证出科学定律吗?生物界的丛林法则是颠扑不灭的科学定律吗?黄炎培的周期律呢?还有在新中国历史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和上山下乡是否属于不可避免?再往大了说人类走向大同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人类文明终将被天灾人祸所毁灭?说到底这个宇宙里一切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物质运动(包括精神现象)是否都遵守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某一宇宙定律?这个宇宙有定律吗?再往下追问就涉及宗教了,宗教不是科学吧?没办法,探讨上山下乡如果想从系统论找到出路似乎也很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做点什么的,典型的代表就是网中人的“碎片拼图”。多年来网中人就是专注于上海地区上山下乡历史资料的收集,类似于考古学的方法,先挖掘出恐龙化石再说别的!如果反过来,先说有一种叫恐龙的动物长着两个头,然后去找这种恐龙的化石,那么这种研究者自己才是“恐龙”,在一些宗教书籍中就有这类多头怪物的描述。我比较认同网中人“上山下乡考古学”的方法,关键是需要没有先决条件的“考古”。在某些地方志的建立过程中出现了领导决定内容范围的现象,那就好象考古中发现的一类化石被权威否定和销毁一样,那不是考古,是“考今”,为今所用。对于文革上山下乡的文革因素如何探讨显然不易,就算“化石”都找出来也恐怕拼不出“两个头”,真是这样吗?你还别说,文革上山下乡似乎真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最终殊途同归了,这可能是上山下乡历史的一个“黑洞”。什么是黑洞?那是霍金天体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并被研究证实的一种宇宙现象,通俗的说就是进入黑洞的一切物质都将化为乌有,不过也有人说如果宇宙飞船进入黑洞就可能完成时空穿越而进入另一个宇宙。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说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网中人现在可能正在“黑洞”中行走,这个世界真奇妙,人类历史真邪门,“人间正道是沧桑”!


注:圣经启示录中有个愿景是人类与各类猛兽最终在末世天堂中和谐相处都聚集在上帝身边形同羔羊状,“丛林法则”不灵了!多好!问题在于科学家无法论证身后事,因此中国古人才说“出师未捷身先死”,死后就没有在另一个宇宙的“出师大捷”了吗?似乎科学和信仰还没有最终融合?上山下乡是信仰还是科学试验?又想起一句古诗,“春江水寒鸭先知”,对不起有篡改,领导批准就行。。。。。。

 

山风 最后编辑于 2019/1/20 19: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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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和梳理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时,我们似乎也不应把文革老五届大学生排除在外。文革红卫兵运动最早是从中学生中诞生出来的,但是大学的文革运动很快就后来居上,而且大学红卫兵的上层风云人物更加接近中央高层,象是揪斗刘少奇,彭德怀都是他们在中央文革授意下干的,这些人并且一度曾有进入新的中央机构成为接班人的趋势。但是文革发展到68年,大学红卫兵运动出现了失控,不但两派武斗升级,甚至与中央文革发生龌龊,终于在1968年7月底出现了登峰造极,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人马杀死了毛泽东派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员。从1968年8月到12月是文革惨淡收场的关键阶段,文革初16条制定的文革教育革命任务从初中到高中及至大学全盘失败,而毛泽东在68年7月底紧急召见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是文革的分水岭。1968年9月,在文革中受到清算的“7000人”那类干部都被送到全国新兴的“五七干校”,老五届大学生自68年10月开始按四个面向提速分配,紧接着68-12-21动员上山下乡的号召中大学生赫然登上榜首,高中和初中毕业生排在其后。至此,文革中革命和被革命的所有人都被请出城了,1969年北京几近空城,楼房玻璃上都贴上米子纸条,文革的枪口一致对外,准备和外国人打仗了,即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但是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和老五届大学生与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急转身”过程中的命运非常不同,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中提到大学生形同忽悠,因为他们和去干校的干部一样是拿国家干部工资的,基本上可以说68-12-21动员上山下乡是以大学生的名义号召中学生。如同发射卫星,五七干校是第一级火箭,大学生是第二级火箭,中学生才是进入“太空”的卫星!如此说来,文革上山下乡历史背后的老五届大学生角色是不应忽略的!

转载: 老五届大学生的追忆

大体上说,二十年前,电脑网络上发表和传播文革回忆的人多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三届”。他们的回忆集中在以下几个话题:早期红卫兵和他们的暴力行动,“对联”、血统论及中学里的派别斗争,以及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最初的时候,互联网的中文交流还在起步阶段,有的“老三届”网友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或者不会中文输入,常常要克服很多困难把手写的稿件输入为电子文本发到网上传播,但这些困难挡不住他们倾诉自己文革经历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大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五届”的,他们的回忆和讨论,不免显得冷清。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和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文革研究者召开了研讨会交流文革研究的进展,并出版了会议文集。从这两次会议的文集看,1996年的文集中有多篇回忆和讨论“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却没有一篇是专讲“老五届”大学生的。到了2006年,这种情况只是稍有改进,有两篇讨论文革中造反派大学生的文章,作者却不是当年的大学生。所以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卢达甫有这样的观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
“老五届”对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落后于“老三届”的弟妹们,在笔者看来,同他们在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境遇有关: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也有一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还发生过在广东牛田洋劳动的众多大学生死于台风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为“国家干部”的劳动锻炼,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明确的期限,而不像中学生那样只看得到“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在厂矿、企业或机关从事或多或少的专业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学生那样还要为返城抗争以及面临回城后成家立业的困境。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老五届”人在社会上已经占有了大致稳定的地位,不必像许多“老三届”人那样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为免于贫困和下岗而挣扎。艰难困苦,使得“老三届”人难于和过去年代告别,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向人们诉说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于成,也造就了他们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反思文革不受鼓励的大环境加上相对平稳的生活使“老五届”人缺少了回到过去的动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
钱理群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2]在笔者看来,“老五届”整体对于自己文革经历的沉默,除了“矜持”和“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中有一个群体在文革后的遭遇同“老三届”中的相应群体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当年大学里的学生领袖,他们本来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重则判刑,轻则禁言。而“老三届”里的学生领袖,则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届”人在早期的文革回忆活动中失去了主力和带头人。
钱先生又说:“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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