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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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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的青春:梁晓声《知青》见面会(转自青岛知青网

身不由己的青春:梁晓声《知青》见面会(转自青岛知青网

  2012年06月19日09:59  半岛都市报

 



 


  6月10日,梁晓声新作《知青》青岛见面会在青岛大剧院举行,青岛知青网创办人江培科、当年因为工伤差点成为“雷锋”的刘文强等知青都到了现场。现场的氛围让在场者的思绪重新回到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浪潮。和很多人一样,正是由于这场运动,这两个原本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的男人,找到了命运的相似点 ,并在以后的生活里互相慰藉。那段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始终是他们的挥之不去的记忆。

  下乡

  6月10日,作为下乡知青的一员,青岛知青网的负责人江培科就早早地来到了梁晓声《知青》青岛见面会的现场。早在6月5日,江培科就在青岛知青网上发布消息,欢迎知青们参加。“活动主办方给了我们100张票,结果很快就抢没了,给我们200张都不够。”江培科说。

  当年下乡时,正赶上母亲生病,江培科一直觉得对不起母亲,所以这次见面会他特地带上了90岁的老母亲。当再熟悉不过的《知青之歌》在大剧院响起时,江培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自己的青春岁月。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根据当时的《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按有关规定和国家计划直接升学、参军及病残、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不动员上山下乡外,其余均予动员上山下乡,动员范围逐步扩大,并对应下乡而不下乡的青年,不安排就业。

  很快,这项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就走了样,如果家庭中有应下乡而不下乡的青年,不仅自己不能就业,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也不能就业。

  为了让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就业,江培科走得很痛快。1968年6月1日,江培科从青岛到诸城插队,跟江培科一起走的这一个小组还有一个男生和10个女生。临走之时,父亲鼓励道,下乡也是一种锻炼,而卧病在床的母亲则很舍不得江培科走,“母亲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担心我吃不饱穿不暖。”江培科回忆。

  数据显示,1968——1970年,青岛市有1。3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参加建设兵团和安置到寿光、枣庄、齐河等农场参加农业劳动。其中,1970年9月,青岛市有4335人到内蒙古建设兵团。与到山东省内及周边地区的下乡知青相比,后者的经历更为曲折与坎坷。

  青春

  江培科记得,刚下乡那阵子女同学想家,经常抱成一个圈,喊几声“毛主席万岁”就一起放声痛哭。后来,女同学适应了,男生们倒开始想家了。站在地头上、院子里遥望青岛的方向,江培科的脑海里常常蹦出一串问题——“爸爸还是那样起早贪黑吗?妈妈的病好了吗?弟弟妹妹们还在街上胡闹吗?”

  在江培科在诸城插队时,青岛另一名血气方刚的男青年刘文强刚从山东一所中专退学回家,在家待业。颇有音乐天分的他跟着邻居学弹吉它,很快学会了自弹自唱。后来,他花30元的大手笔从中山路环球商行买了一把吉它,和朋友组建了一个叫“路边吉它队”的乐队。“经常在青岛街头上唱歌,很多人围成圈听我们唱歌,一直唱到晚上11点多。这比崔健他们的乐队都要早得多。”

  不过,文艺青年般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70年9月26日,22岁的刘文强从青岛市台东区政府门前出发,前往位于包头的内蒙古建设兵团插队,临行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吉它。没想到这把吉它成了刘文强插队时最好的精神寄托。

  “弹的全是些被文革封杀的古典名曲,如《g大调小步舞曲》、《献给爱丽丝》、《小夜曲》等等,每当有人问起曲名时,我都会说,‘这是练习曲一号,那是练习曲二号……’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不去追问了。”刘文强说。

  在刘文强熏陶下,连队里不少好学的战友跟着他学起了吉它,甚至其他连队里的人也慕名而来。除了吉它,刘文强对其他音乐器材也几乎一摸就会,虽然不是很精通,但样样都会,在连队里经常自己策划节目,“给我一晚上时间,两包烟,我能给你鼓捣出一台节目,有剧本,有曲子。”

  刘文强甚至设想过,自己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了青岛了,在草原上做个音乐教师也不错。如果说音乐上的才华带给刘文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寄托,在海边长大练就的游泳技能则让刘文强有了吃饱肚子的感觉。1971年7月,为了纪念7·16毛主席横渡长江五周年,内蒙古建设兵团组织了横渡黄河的活动,来自青岛的刘文强被选中参加。

  由于黄河水流湍急,这些知青们需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才能比赛。集训期间,知青们享受包头市体委发的运动员补贴,每顿都是好几个菜,且顿顿有肉、馒头管够。对于这帮饥肠辘辘的兵团战士来讲,这简直就是饕餮盛宴。一会儿工夫,满桌的饭菜就被一扫而光。

  “这是我在兵团过得最愉快、最舒服的几天,因为能填饱肚子。”刘文强说。

  回城

  “我曾经想过,就这样一辈子呆在农村,能回到城里就算是诸城也感觉很幸运了,根本就没想过还能回到青岛。”江培科不住地感叹当年绝望中迸发的机会。

  1970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诸城市劳动局到江培科所在的大队招工。“非常突然,上午我们还在开小组讨论批判‘下乡镀金’思想,下午就来招工了。”江培科回忆道,“我们小组一共12个人,招4个,经过表决,我幸运地被选上。”

  就这样,在农村插队两年半后,江培科来到了诸城市棉油加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994年,已经是诸城市棉油加工厂的副厂长的江培科作为引进技术人才回到青岛市。相形之下,刘文强的回城之路更为坎坷。

  刘文强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1973年3月5日,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10周年纪念日,“两天后,我差点成了又一个‘雷锋’。”

  1973年3月7日上午,刘文强接到命令和战友一道去修理铲车的大铲,由于大铲后面的支架断了,需要翻过来焊接,于是大伙儿七手八脚,立起土吊杆,把大铲吊起来。

  “在我前面站着一个宁波籍小战士,我说你年纪小,不懂事儿,看不出危险,你往后站。就那么巧就那么急,他到后边去了,我到前边去了,吊杆倒了,大铲也倒了。吊杆砸我头上,把我打出很远,当时就昏迷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刘文强说。

  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生曾6次下达病危通知,但刘文强硬是坚强地挺了过来。

  因为受伤,1973年5月,刘文强回青岛治疗。“站着去的内蒙古,躺在担架上回的青岛。”

  “回青岛后,又在病床上躺了8年,这个病折腾我8年,因为脑外伤形成瘢痕以后,经常会引起抽风、癫痫症,8年以后,癫痫症基本控制住了,我敢动弹了。”刘文强说,自此,他的左侧肢体瘫痪,脚腕以下不能动,没了知觉。

  活着

  1998年5月,江培科在诸城参加了一次青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1968年青岛第一批和第二批到诸城插队的知青。那次聚会来了大约400多人,占当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因为国企改制,很多知青都下岗了,许多家庭困难的知青甚至连当时50块钱的聚餐费都交不起,后来各个小组里家庭富裕的帮忙才终于把这笔钱凑齐了。

  “来参加聚会的知青有两种,一种没下岗的是极少数的领导,其他都是下岗工人。”江培科说,因为只有做到了领导才能不下岗。不期而至的知青聚会也彻底成了一次诉苦大会。

  江培科觉得,应该提供一个平台,使知青们互相交流,还可以引导他们把这不满情绪发泄出来,并尽可能帮这些老知青们做一些实事,“与其让他们上街发牢骚,还不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好好活着。”

  于是很早就接触网络的江培科就和朋友一起成立了青岛老三届网,2002年改名为青岛知青网,“刚开始每年2000块钱的服务器费用都是我一个人出的。”

  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刘文强也一直坚强乐观地活着,“好歹还是活着。”他上夜大、认真地学习中医知识,参加中医自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爱好文学的他,还经常写些小文字。

  “大概是2003年,在青岛知青网上看到刘文强发的文字,写在大漠草原上的生活,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坚强,后来聚会认识了,愈发觉得他的不容易。”江培科说,平时他们AA制的聚会,都不会让刘文强掏钱。

  就这样,刘文强走进了江培科等人的圈子。

  有时候哪个知青遇到困难了,在青岛知青网上说一声,就会有知青站出来帮忙。据一位网名为“蓝蓝”的知青介绍,江培科曾在网上和一位四川知青李渝生律师联手为远在北京的一位因生活压力而早逝的老知青的后代排忧,为他和他的母亲争得了12平方米的住处。

  让江培科始料未及的是,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个论坛的救助对象。2008年3月,江培科突发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高达15万元的手术费用让全家陷入绝望,江培科的女儿登录“青岛知青网”,发出题为“青岛老三届的女儿跪求大家”的帖子。随后,青岛知青网、彩云之南网站 、中华知青网、新朋老友网站五个网站联合发出了《关于紧急为青岛老三届募捐的联合公告》。“来自香港、广州、云南、上海、南京、浙江、四川等全国各地的知青和网友们捐出了近5万元的捐款。”最终,江培科在知青们的帮助下手术成功。

  祭奠

  很快,青岛知青网就成了青岛知青乃至全国知青们聚集的阵地,来自云南、四川、内蒙古、湖北等地的知青们在网站上分享自己的插队经历,寻找一起插队时的伙伴,了解彼此的最新动态等。

  利用青岛知青网的平台,江培科经常组织青岛的知青们在一块聚会,因为相似的经历,这些老知青们凑在一起无话不谈,互相帮助,互相慰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论坛成了青岛知青乃至全国知青们的自留地。在论坛上,有人用优美的散文诗歌祭奠着自己逝去的青春,有人用酸楚的文字描述着当下的困苦生活。

  1962-1980年,青岛市共有近12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或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渔场等。近40年的光阴里,当年的年轻人多已年过花甲。

  回城与否,是知青人生中的一大拐点。彼时的境遇,最终将他们指向不同的人生轨迹。像江培科和刘文强这样的幸运儿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知青因为不堪困苦,早早地和当地的农民结婚,永远失去了进城的机会。

  根据江培科的统计,1968年青岛第一批到诸城插队的知青有249人,第二批有436,最终没有回青岛的有三分之一之多。

  在彼此交流中,有的知青会反思时代浪潮中个体命运的无助和不确定,那些处境乐观的知青则感慨下乡生活成为阅历让自己坚强,能比较轻松地应对后来的不顺利。也有的知青,更愿意将那一段尴尬的过往定位为青春期的祭奠。对于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几乎不可复制的感情。对于见面会上青春有悔无悔的讨论,刘文强和江培科说,其实他们都没有资格去谈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上山下乡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选择,谈不上后悔不后悔。

  不过,后辈们很少有人能理解当年知青的生活了。“我在家里讲当年下乡的经历,说起整天吃地瓜干,孩子会反问,地瓜干多好啊,现在都比馒头贵。”江培科说。

  直到现在,刘文强只能拿每个月1400多块钱的退休金,多年以来,迟迟等不来应得的工伤待遇。他只有自我安慰,“我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多活一天就能多领点退休金找补回来了。”

  刘文强小时候练过体操武术,曾经有一副好体格,但现在他却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曾经弹得一手好曲子的左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在把吉它送给一位学生后,教授音乐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他尽量不去想这些回忆。

  但1960年代的青春时光,始终镌刻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本报记者 李杨(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刘文强为化名,他的网名是:东斗、苦行者)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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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肠的包头战友小云听说东斗(刘文强)大哥回青的艰难遭遇,于2012年9月专程来青帮助东斗大哥办理申办工伤及医保手续。
这是鲁克在青岛知青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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